第二十章力抗新法
王安石是一位“聚敛民财”的“国本主义”者、苏轼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
不妨比较一下王安石和苏轼的政治观点：
王安石：想办法使劲赚钱，国库充盈，百姓富足，当政者才能挺胸阔步。锅里有饭碗里才会有，朝廷富了，百姓才不受穷。
苏轼：反腐倡廉，剪除**，政治才能昌明。
王安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变风俗，立法度’，翻天覆地搞改革。
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在和谐中求发展。
王：赚钱为主。
苏：以人为本。
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换而言之，天下财富，是“生之于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苏：王介甫所言生财，乃开源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与民争利，财源竭矣。力焉能生其财？而无益之费，不为不多，二虏币费耗于外，不耕之兵食于内，有限之财，供无已之费，善理财者，又何能为？“换而言之，您老王那一套生财之道，说到底，就是‘取之于民，取之于民，取之于民而已’！
王：真正的理财高手，就是要即使国库充盈，又不增加百姓负担；新法就是要实现这一目标。你们说新法不好，请你们拿出一个更好的强国富民的办法来。
客观地说，最初王安石推行新法，还是有成效的。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景德时为682万9千7百石，皇祐中降到33万8千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万8千7百石，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即使与治平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
《宋史》记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20万。”
再看《大变法》中提供的一组数据：
《青苗法》每年获利息300万贯。单以熙宁六年为例，青苗利息就达292万贯；《免役法》每年获利1872万9千3百，而支出只用所入的三分之一；《市易法》每年息钱和市利钱多达达133万2千缗之多。不仅如此，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据统计，“诸路常平、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乡之钱粟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巨万”，如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以支24年用”。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然而，随着新法的严厉推行，其弊端也渐趋明显。
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向农民征收新税。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贷款给他们渡过“青黄不接”时期。富豪之家根本无需贷款，需要贷款的还是一般穷苦百姓，他们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不需用钱的富户还可把借来的钱向贫困户放高利贷，赚取高额利息，受害最重的还是穷苦百姓。
《青苗法》还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要分摊赔偿。更有甚者，推行《青苗法》并非实行自愿原则，地方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各级官吏则假借新法之名，徇私舞弊，与民争利。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贫者既尽，富者亦贫”。遇到连年灾荒，天灾**，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熙宁四年初，苏轼连上四道折子，直接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力抗新法。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状中列举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
《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乞将上供椿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劄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
《奏准南闭粜二首》：“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有7千万到8千万，而饿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
至于王安石分路去做新法改革试点，苏轼说：“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试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