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荆公‘三拒’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自号临川先生，谥文，封荆国公；故世人又尊称谓王荆公。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人。
王荆公不但是以锐意改革的政治家名垂千古；而其“拒官”、“拒色”、“拒酒”的“三拒”美德，也闻名当代，流芳后世。对于现在个别手握权力、吸吮着民脂民膏、贪得无厌、海吃猛喝、嗜色成性、视权如命的官僚，应该“当头喝棒”，“以史为鉴”，以荆公为楷模，幡然悔悟。
王安石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记忆超人，读书常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丰富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基层黎民百姓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并在青年时代便立下了“矫世变俗”、锐意改革的宏伟志向。王安石庆历四年（1044年）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他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一身正气，仗义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期，他把官库中的储粮以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度过春荒困难时期；待到秋收，农户再以低息还贷，官库也略有盈余。他21岁中进士，46岁得势。其间25年，只在边远省份做地方官；但政绩斐然，堪称能吏；因而也深得百姓拥戴。当时，他除了诗文写得好，誉满文坛之外，从政才干优异。所以，朝野内外，声誉甚高。以致‘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王安石的特点是，拒绝任命，不肯做京官。在舒州通判任上，文彦博认为他两任地方官政绩突出却并不要求留京工作，‘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就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王却谢绝了。理由是，‘祖母年老，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留京师。’舒州任期已满，回京候命。又有人劝他参加馆职考试，他表示，不要虚名，等候外派。没想到，任命下来，是中书省‘集贤校理’。王安石上了一道‘辞集贤校理状’硬是把京官辞掉；一月后，中书省二次下令，再辞；又一月，三次下令，加注四字：‘不得辞免’。然而，这位王安石，还是辞免了。
京城是政治权利的中心，向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政者都巴不得做京官。那时节，在京候补的官员老鼻子了。人人希望补好缺，个个企及坐京官。唯独王安石却三拒做京官。何故？
一者，当时京城内，名儒荟萃，重臣满朝，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职高权重，具有权威性，他们对王安石的才干，普遍予以认可。但要实现王安石锐意改革的抱负，恐怕其中多数人都是安于现状，固步自封，都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结果会是是他锐意改革的壮志难酬。
二者，京都人才济济，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出头之日，遥遥无期。对于改革家王安石而言，他是在迫不及待地等待时机，实现改革时政的远大抱负。和这帮保守派耗不起时间。
三者，‘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按照他的性格，宁愿在一个小范围内，自己说了算，可以自主地进行改革试点；也不能天天听命别人，不思进取，瞎耽误工夫。不做京官，也是他的韬晦之计。
等待候补期间，王安石也闲不住，干脆出去旅游。游到安徽含山北的华山（褒禅山），回来后写了《游褒禅山记》，成为流传千古的名著：
在这篇游记里他写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是说，那（路）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路）不平坦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贵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不平坦遥远的地方，少有人至的地方，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所以没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表达了他为了实现抱负，将要勇征险途的决心。
嘉佑三年（1058年），欧阳修丁忧守孝期满归来。这位思贤若渴、爱才如命、德高望重的长者，深爱王安石的才干，立即推荐他到包丞主管的牧马司工作，与司马光同事。欧阳修使王安石深深敬重的师长，无法再推辞了，暂且去管军马吧。黑脸老包请群牧司主要下属喝酒，大手一挥：“来，兄弟们，感情深，一口闷！”司马光本不善饮酒，但一看顶头上司黑脸老包这架势，不好推辞，就硬着头皮干了一杯，满脸通红，醉意朦胧。王安石呢，任凭你们怎么劝，就是滴酒不沾。包拯瞪起圆溜溜的大眼：“小王，来！跟我老包干一杯。”王安石笑眯眯地还是拒绝了。连拒三次，硬是滴酒没沾。司马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写道：“光以是知其不屈”，充分领略了他的坚定、固执，原则问题丝毫也不让步。
不久，嘉祐三年（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在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遂向宋仁宗建言:要求变法以图强。这封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