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紧躲到一边，等他走过去了，我们才往里走。这个人我认识，他叫雷洪魁，四十几岁的样子，就住在煤站后面，以前跟着母亲到河边买粮食时，经常见到他，他是这河堤上粮食行的行务，整天扛着个大称在河堤上逛来逛去。听人说他是解放前的船民，在一次给人送货时船沉了，一家人就困在了这里。没有办法，他们一家只能暂住在祠堂里。解放后他们就在这儿盖了房子落了户，是天马街一二三队的社员，我也不知道具体属于哪个队，反正是个农民。这家人收入不多，就想多挣一些钱，因为他家里还有一个病老婆，于是就在粮食行里当上了行务。所谓的行务，就是用大称给买卖双方称东西，从中收取一些费用，我们这儿叫着用钱，不单是称粮食，只要是乡下的人来卖东西，什么鸡、鸭、鹅、劈柴、稻草都可以称，为的就是多挣一些钱。在当时，这也算是剥削农民的行当，属于打击的对象。和石条街上卖菜的农民一样，是要被革委会的那几个上海青年抓住掰秤杆的。
现在我们撞见他，听他没头没脑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在骂谁。当时在我的脑海里，祠堂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个收废品的地方。祠堂的院子不大，四四方方的，铺着大青砖，正殿很高大，有两层楼高，没有门，廊下的两根门柱又粗又高，两侧偏殿的门柱矮了一些，也细了一些。没有门，也没有窗，里面的光线很暗，殿内不是黑洞洞的，就是灰蒙蒙的，墙皮也脱落的一层一层的。房顶上飞檐斗拱，钩心斗角，看上去古朴庄重。靑布小瓦一行行一列列密密匝匝地扣在一起，非常别致，瓦缝之间还生长着一株株的瓦松。当时我不知道那小东西叫瓦松，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名字很生动很神奇，这东西只有在老旧的苫有小靑布瓦的房顶上才有，只有半截筷子长，和松树一个样子，下雨的时候，它生机勃勃地成长；雨停了，天晴了，它就干巴巴地站在那里，遇到下雨，它又生机勃勃地成长。我第一次是在天马街张志洪大队长的房顶上见到的，他家的那两间西厢房并不古老，不过他那房顶上苫的就是这种靑布小瓦，在瓦缝之间就长着这样的东西。有一次我还试着想拔下来一棵，可惜我的个子太小，蹦的再高也够不到房檐。这祠堂的房顶比他们家高的更多，而且这地上的砖，这墙上的砖，这柱子，这房顶，还有房顶上的小青布瓦，那都是实实在在地老，老的我都不知道有几百年了。
整个祠堂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正门朝南，前面不远就是洪河大堤，大堤和门头一样高。正门两侧各有两间耳房，耳房上有窗户，很古老的木格子雕花窗，院子不大，两厢的回廊原来有，现在都没有了，一个正殿两个偏殿，可以看出以前有门，现在也都没有了。大殿敞开着，檐下有一台四个轮子的大磅，靠里面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一时也没有看清楚，东墙角开了一个脚门，半开着通向后院，能看见里面枯黄的荒草，我没敢进去看。
卖废品的过程很简单，有一个个子很高，稍有些胖，在当时算是很胖了，脸上有一些麻子，脸也很红，留着平头的老头，说是老头，其实也就五十多岁。他在那里验收，这老头我总感觉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他的手脚很麻利，先收的是骨头那东西他看一眼就行了，骨头里面不能掺假，上磅就秤，称完了往墙角一指，让我们提着筐倒到那儿。墙角里堆了一大堆骨头，大大小小的，大的很大，我想那应该是牛骨头，还有红红的血丝。尽管天气不热，那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一样很难闻，我们倒完骨头再提着空筐回来称皮，然后算重量开票。撕下一张给我们，让我们在一旁等着，接着一家一家地秤。收破鞋底子和破布的时候，他就检查的很仔细了，不要的随手扔到檐下，然后再是磅称。那廊檐下已经扔了小小一堆东西，有碎砖烂瓦，木条，沤成一团的烂麻，还有破轮胎做的鞋底子，还有很硬的那种臭塑料。在我看来，轮胎做的鞋底子比母亲纳的布鞋底子结实多了，可现在布鞋底子能卖钱，轮胎底子只能扔到。
可能是只有一个人收购的原因，等他给我们称完了，这个大胖子才把账本收起来，一手拿着账本一手拿着算盘，走进大门西侧的一间耳房。我们也紧紧地跟着，他进门时回身指了一下窗口，然后嘭地一声把门给关上了，我们愣了一下，立刻涌到窗前。窗户不高，刚好到我的下巴，窗户的木格子上开了一个小方口，那方口刚一打开，我正要往里看，就被几个拿着发票的小手给堵住了。刚强在后面拉了我一把说：“卫东，你又不用拿钱，让给我吧。”因为发票在三哥的手里，我只好退了出来。我回头看看那大殿，还是黑乎乎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了半墙高。我心中疑惑：“这么大的房子，以前盖起来不是用来收破烂的吧？”
“呸！****娘，黄皮子，王八蛋——”大门外传来一声狠狠地臭骂。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跑出去看。我听出那是雷洪魁骂的。出门见雷洪魁正叉着腰，瞪着那双大眼往大堤上看，我也跟着看过去，见大堤上从煤站方向过来一男一女两个人，那男的身材魁梧，穿着一身黄军装，永安城的大人小孩几乎都认识他——师红宝，革委会的主任。至于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