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建红还有别的小孩，陈家的红旗，二叔的两个小弟弟四平五平，还有他后院的大伟小伟等等，围了一大圈在那里玩瞎炮。我们把瞎炮剥开，将里面的火药倒在一起，然后划着一根火柴一杵，吃地一声升起一股青烟，硝磺味儿一下子弥散开了。我们还将瞎炮掰开，夹上好炮的炮捻子，放到地上用火柴点着，我们把这叫着架机枪，这东西先哧花后爆炸，很有意思；我们还会将瞎炮掰开后，让它们头对头围成一圈，然后用火柴点燃其中的一个，它们就会相对着哧花放屁，将一圈的瞎炮都会点燃。二叔的母亲一见我们这样玩，就对母亲说：“这一群小毛孩子，又在那里玩洋火了。”她这一说不打紧，母亲立刻骂我；“小鬼娃子，又把锅台上的洋火拿出来玩，晚上做饭又找不着洋火了，别玩了。”这火柴是很稀缺的，一盒两分钱，在大人看来真的很贵，玩瞎炮又特别浪费火柴，一根接一根地划，有风的时候还划不着，一盒火柴很快就划完了，要是用来生火做饭，可以用上十天八天的，大人自然非常心疼。
大冬天的不玩瞎炮，也真没有别的可玩的，就缩着红肿的小手听她们说话。她们东一句西一句的，又扯到拜年上，母亲说；“明天初四了，河南的吴兴初一家也不知道来不来，年前他们就说要来。”二叔的母亲听了，只是噢了一声，那吴兴初一家，怎么说也是我们这三家的恩人，人家来了几趟了，一直都在我们家，没有尝他们家一口水，后面张景斌家也是一样。二叔家生活困难，两间房子比我们家还小，满屋子除了床，就没有别的了。二叔的母亲说：“家里连个放桌子的地方也没有。”那是真的，她家里来了客人真的没法招待，不过平时她家也很少来客人，母亲这么说有几分故意，不指望她家会招待，只是想看一下她的态度，二叔的母亲果然也没有什么表示。田淑珍说：“从发水到现在，说着说着都快半年了，真快，嫂子心好，拿人家当亲戚，比别人强多了。”二叔的母亲也说：“也是，你大嫂就是好人，人家来了还有吃有喝的，看看别人家早就不来往了。”母亲有些无奈地说：“人家来了，咱也不能往外推，要不然人家不戳咱的脊梁骨吗，不就一顿饭吗，一年又能来几回，总不能天天来吧，再说了，咱这三家十几口人，可在人家里住了十来天呢。”二叔的母亲听了有些难为情地说；“谁说不是呢，这份情咱们是要记着的，可是俺这---好了，你大嫂，人家明天来了再说吧。”
这时二叔从寨门下面走上来，他还边走边说：“下面的建国从茨河上回来，说那边的年过的好得很，天天白米白面，大鱼大肉，早知道我也去就好了。”母亲看着他撇了一下嘴说：“你去干啥呀，个子还没有铁锹高，是能拉车还是能推车，人家能白养你吗？”二叔不服气地说：“建国说了，河堤上像我这么大的多的很，只有咱这永安城派去的都是整劳力，跟人家比，吃了大亏了，我去了也可以混着干一些杂活，吃一口饱饭吧。”母亲有些不满地说；“咱这镇上的干部都是积极分子，能干那曲里拐弯的事儿吗，走的时候你又不是没有看见，老的少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壮劳力，那里轮的上你。”二叔的母亲也说：“他也要去呀，你大叔不让，怕人家有意见，不就是个队长吗，还是个副的，也说不上话。”母亲有些不愤地说：“他大哥不也是那样的人吗，一句大话都不敢说，咱张家都是这样的人。”二叔的父亲是四队的副队长，认识一些字，也会打算盘。他家里小孩多，生活困难，除了当兵的老大和老三上了几年学，其他人都没有读书，主要是没有钱。
二叔这一段时间没有在家里睡，他就跟着四队的看牲口的人住在公家的场屋里。所谓的场屋就是生产队在野外盖的公房，差的房子用来关牲口，好的房子用来放公家的农具，还可以住人。原来的场屋都被大水冲到了，现在的场屋都是新盖的，比私人的房子要好一些，各个生产队的场屋多在野外，而四队的场屋是最近的，就在学校的西边。场屋的西边是很大的砖坯场。农忙时用来打谷，平时就用来脱砖坯。现在天冷，砖坯也不能脱了，只有一两个人在场屋里看牲口。二叔在家里住不下，就跟着他们住在那里面。那些看场屋的晚上闲着没事儿，就跟二叔讲一些鬼故事，或者男女之间的黄色段子，他听完了就回来讲给我们听，不过黄色段子他不敢给我们讲。
这几天不知道他又听了什么新故事，见我们这一帮孩子在那里玩，就对我们挥了一下手说；“过来，我给你们讲故事。”田淑珍忙说：“你是不是又给他们讲鬼故事，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还是别讲了，吓得建红天天夜里做恶梦。”建红辩解说：“我没有做恶梦。”田淑珍说：“还嘴硬，昨天夜里还喊鬼鬼，把我也给瞎醒了。”二叔的母亲责骂到：“就你天天没大没小的，净吓唬小孩，小心我揍你。”她作势要打二叔，二叔一缩脖子跑回屋里去了，于是我们也跟着大人散了。
父亲正在房子里听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太老了，哧哧啦啦的杂音很大，主要还是讲一些批林批孔的事，还有学习大寨精神的新闻，这个**我当时还是知道一些的，而孔老二我还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
因为母亲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