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的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被推上了热潮。1969年2月，陈铁军的父亲陈兴国也从天津坐上了开往西藏方向的火车，成为被改造的知青之一。而当时，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妻子，以及才刚满两岁的陈铁军。
这一批人，就成为了当时有名的三大“农垦师”之一，与国内的另外十二个“生产建设兵团”齐名。西藏地广人稀，农作物稀少。要是能在这一片雪域高原上开垦出一大片良田出来，这对于新中国绝对是名垂千古的事。当时的知青们就抱着一腔爱国热情，听从组织的吩咐，落在青藏高原的各处。当时的火车还通不进青藏高原，只能先把人送到成都，再用绿皮一卡车一卡车地送进去。送进墨脱之后，当地政府就用牛或者马，把知青们带进去。
青藏高原气候恶劣，又缺衣少药，当初进入拉萨的时候，就病死了一批人。不过这些和以后的丰功伟业来说，都算不了什么。而且最后活下来并且扎根在那里的人，二十年后都成为了藏地有名的汉臣。
但是突如其来的**之后，便是前所未有的低谷。强迫性质的人为移民以及水土不服引起了知青们极大的反弹。不仅仅是知青们在受罪，被插队的贫农们也是叫苦不迭。家里多了一张嘴要饭吃也就算了，农事上还净添乱。几年之后，也就是七十年代中后期，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在西双版纳事件发生后，1978年，中央终于做出让步，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妥善安排下乡知青。
许多知青都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城市，但是青藏、新疆那一块儿下放的青年却几乎没有人回来。
有些人是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而有些人是不愿意回来。他们早就熟悉了那里的青稞酒，吃惯了羊奶酪，留在那里，更适合他们的未来。
1980年的某天，西藏那边终于传来了信儿，随着信来的还有好几叠10元的人民币。那个时候10元真的属于大钞，一般的工人一个月工钱也不过是二三十块钱。信上面说陈兴国已经在西藏结婚生子了，天津这边他就不回来了。也希望陈铁军的母亲不要再等他了，找个好人改嫁吧。
看到这封信，陈铁军的母亲硬是一声都没哭。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十一年，什么风雨没见过。对着孩子，也只是说父亲当了援藏干部，不回来了。后来母亲重病去世了，一直与军装为伍的陈铁军才意识到，在亲情这一块，他忽略得太多了。于是，他就放下了枪，脱下了军装，带着母亲的骨灰去西藏寻找那个一别多年的父亲。
几经周折，陈铁军才在拉萨找到一个和父亲一同下乡的知青。他和父亲也不过是泛泛之交，对于陈兴国的近况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当时被分配到了狮泉河附近一个叫做宁古普姆的村落，一直都没有从那个地方出来过。
宁古普姆，藏语翻译过来就是时光正好的少女。陈铁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跟着不断迁徙的牧民来到了狮泉河。但是等到了那个地方，他确实是傻眼了。不要说村庄了，能看到几个藏毡房就不错了。而所谓的宁古普姆，地图上根本就没有这个村落。陈铁军也问了附近的几个藏民，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个地方。就在他快要放弃寻找的时候，一个从日土过来朝圣的藏族老阿妈告诉他，宁古普姆不是一个村，而是很久以前的一座庙。
那座庙老阿妈也不知道存在多久了，反正在她奶奶那辈儿这座庙就有了，而且当时还有喇嘛在里面念经。不过红色大革命之后，这座庙就被改建成了插队户的宿舍，原来的神像和喇嘛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附近的牧民都说他们是被山神接走，继续去天上修炼了。
得到了确切的信息，陈铁军吃下最后一块牦牛干，就准备出发。然而就在陈铁军告别老阿妈的时候，老阿妈神神秘秘地告诉他：“不要太接近那里的人，他们都是被恶鬼诅咒的怪物！”
作为一个当了九年兵的老丘八，陈铁军当然是不信这些的。他按着老阿妈指的方向寻了过去，终于找到了那座由庙改成的房子。房子是用石头垒的，灰黑色的墙体上还带着红色的“**万岁”字样，平房塌了大半，斑驳的残垣都不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头拿着几根干巴巴的野菜从屋子里走了出来，陈铁军正想远远地给他打个招呼，没想到那老头见了他跟见了鬼似的，丢下野菜就跑进了屋。
陈铁军一看这架势，就知道这老头一定知道些什么。他跑过去敲门，那老头在里面就是死活不开。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毕竟年轻人血气旺盛，他想都没想就一脚踹了下去，然后整个人都傻了。
那扇看起来很厚的木门竟然就笔直地倒下去了，还撂了一层灰，他踢的时候都没怎么用力。
那老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背对着他，蹲在土坑上作出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活像是一只只蹬了一条腿的癞蛤蟆。听到后面的动静，就回过头来看。陈铁军也刚好看向他，两个人就在屋里屋外大眼瞪小眼，整的跟深情对视似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一样：“你的眼里只有我，我的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