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施成瑞的指示，林夕将桑塔纳驶入一座汽车旅馆的后院。
汽车旅馆距离月溪镇的建筑群大约一百多米远，本来小镇的环境就较为清静，建在一片旷野中的汽车旅馆就更是显得僻静了。
旅馆的主建筑是一座老式的双层小楼房，桑塔纳在经过小楼前方时，林夕看到楼前是一片混凝土打造的简陋停车场，停车场中只停有两辆私家车，由此可见旅馆的生意并不景气，不过这种冷冷清清的环境正好为施成瑞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下车后，林夕从尾箱里取出卷起来的油画交给施成瑞，在关上尾箱之前，他又从角落的一个黑布包里取出一支手枪迅速插到腰带里。
从世盾安保公司取出油画后，经过谨慎的思考，林夕又回住处走了一趟，将藏在房间里的手枪带上了。谁也无法预料到这次月溪镇之行会遇上什么样的危险，所以他尽自己所能作好了自卫的准备。
两人走进二楼的一个房间，施成瑞锁好了门，又用一把椅子顶在门后，然后才招呼林夕先坐坐，他则钻进卫生间，在马桶上放了一个小板凳，踩在板凳上，伸直了双臂，艰难地推开吊顶的一块板子，然后从吊顶上方将一卷又一卷的油画取了出来。
将九卷油画整整齐齐地排列起来，施成瑞喘匀了气后才说：“就像我两天前告诉你的一样，这些画全都出自我父亲的手。”
林夕望着这些油画，安静地等待着施成瑞讲述它们背后的故事。
施成瑞说：“我的父亲是名画修复师，曾效力于国家博物馆，我五岁时全家移民法国，之后不久父亲得到了法国奥赛博物馆的聘书，一做就是近三十年。我做艺术品投资生意也是受到他的影响。”
“2001年，父亲因年纪大了，不方便继续做油画修复工作，便从博物馆辞职，带上一帮学生在巴黎开了一家画室。画室生意很惨淡，从开业到2003年底总共只接了几个单子，但父亲很喜欢画室的氛围，所以坚持亏本经营，甚至拿出全部的积蓄投入到画室的日常运营中，以免拖欠过学生的工资导致人员流失。”
“直到2004年初，父亲才接下了一笔大单子。一个四十多岁的英国人来到画室，要求父亲为他绘制九幅《圣母玛利亚与亚恩温德》。”说到这里，施成瑞停了下来。
林夕望着施成瑞，惊讶地说：“2004年初？也就是达?芬奇真迹在苏格兰失窃的几个月之后？”
施成瑞点了点头，“当时正是敏感时期，所以即使英国人开出了每幅画三万英镑的高价，父亲也不愿接下这笔生意。英国人没有放弃，他说这些画只是用于一些咖啡厅和休闲场所的墙面装饰，所以不要求做到极高的仿真度，对画材也没有特别的要求。这种画都算不上赝品，最多只能算临摹。最终，父亲动摇了，诱?人的价格以及对达?芬奇的兴趣使得父亲接下了这笔订单，并收到了一幅画的佣金作为定金。”
“雇主不要求极高的仿真度，但父亲和他的学生们在绘制的过程中依然十分认真，光是被他们抛弃的次品就有数十幅。同时，为了防止这批油画被别有居心之人利用，他们还在画里藏了一些小秘密。”施成瑞说着铺开一幅油画，将放大镜放在距离左上角十公分远的位置。
林夕俯下身透过放大镜看去，发现深色的颜料中竟然有一个很小的诺基亚的标志。
施成瑞笑道：“当时我赚到了第一笔钱，买了一个诺基亚手机送给父亲。”
林夕点头，将不属于真迹所在时代的元素绘入赝品，这是许多赝品画家都热衷的小玩笑。
施成瑞继续说：“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三年半时间，父亲的团队终于完成了英国人的订单，英国人得到消息一周后就赶到巴黎。到画室看过所有的赝品后，他非常满意，但当时他没有确认交易，而是和父亲约定半个月后再来取画。但是半个月后英国人却没有再出现，过去他与父亲联络的国际电话也被注销了。”
林夕算了算时间，盗取《圣母玛利亚与亚恩温德》的窃贼团伙是在油画丢失四年后被逮捕的，与施成瑞的父亲完成订单的时间正好相符。
施成瑞点头道：“窃贼被捕的新闻播出后，父亲认出了其中一个人，就是向他订画的英国人。父亲因与英国人有过经济往来遭到国际刑警的调查，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在警方施加的压力之下，父亲不得不关闭了画室。至于那批画，父亲以约合一千多人民币一幅的价格贱卖给了一个到法国旅游的中国人。”
“一年后父亲病逝，又过了两年，我从新闻里得知英国警方找回的《圣母玛利亚与亚恩温德》可能是赝品，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英国人向父亲订画的事。其后我联系上了父亲的一个学生，从他那里得知英国人最后一次来画室时曾独自一人在存放赝品《圣母玛利亚与亚恩温德》的房间待过一个多小时……”说到这里，施成瑞苦笑道，“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认为英国人将真迹的下落藏进了这批画里。”
林夕微微点头，换成是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
“我在父亲的名片夹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