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大乾帝国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朝廷毕竟放心不下，也心有不甘。而独立于湘淮系的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朝廷便可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改变“外重内轻”的局面。
对朝廷的用心，老于权谋的曾、李当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伯函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绍泉前往河洛剿绺，而李宗羲、丁雨生或是“才略稍短”或是“资格太浅”，难胜其职。此时，李绍泉就任两江总督才刚满五个月，更不愿受领此命。在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就写信给曾伯函，商量对策。他认为如果仁曦太后亲信吴棠署理江督，其“用人行政或多变局”，恳请曾伯函“能否另再设法拟议之处，仰祈熟筹密陈”，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他提出或以胞兄李筱泉为“苏抚兼通商”，以丁雨生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筱泉署理江督，仍以丁雨生“兼苏抚通商”。当然，他也知道人事敏感，自己妄议并不妥当，同时表示“此非章桐所敢与闻”。但此事事关重大，他还是忍不住提醒曾伯函“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仅过了两天，他又给曾伯函写了此信，提出最好是维持现状，如果不能维持现状，希望能按李宗羲(字雨亭)建议，曾、李对调；虽然曾伯函曾表示过“决不回任”，但李绍泉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剿绺，会有贪恋两江总督之位、躲避艰巨任务之嫌，所以劝曾“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拟，请以章桐代吾师剿贼。如尊意肯俯徇众望，回驻金陵，则后路大局，满盘俱活，不致掣动”。也就是他们的“底线”是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
几乎同时，李绍泉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更坦率地写道：“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他知道，“一军两帅”从来是用兵之大忌，将领将在“两帅”间无所适从，贻误军机；而更难办的是，因为“裁湘留淮”曾伯函剿绺的精锐部队系以淮军为主，如果自己去后这些将领实际将唯自己的命令是听，而不大会服从曾伯函的指挥，将给曾伯函造成不小麻烦。另外，“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与曾伯函当然极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李绍泉在11月25日覆奏，陈明不能率兵前去剿绺的种种理由。而且，由于曾伯函坚决表示不愿回任，因此无法“对调”。结果，朝廷只能维持现状，而且捏着鼻子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
正是由于曾李师徒的联合抵制，终于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了对两江的控制。这场地方与中枢博弈的结果，虽然使得湘淮系保住了两江，但却使得朝廷对湘淮系的坐大更加的警惕。
从彤郅四年5月底接到北上剿绺的命令，到彤郅五年年底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伯函的剿绺以失败而告终。朝廷丝毫不理会曾氏屡遭败绩的种种苦衷，丝毫不念及他镇压圣平天国的汗马功劳，而是多次严旨切责。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曾氏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参劾五次，由于连吃败仗又屡遭朝廷严责，曾伯函终于感到衰病难持，告假休息。朝廷却顺水推舟，在他休假期满后仍要他在营调理一月，病愈后进京陛见一次，而钦差大臣关防暂由李绍泉署理。但令人寻味的是，要李绍泉接替曾伯函任钦差大臣前去剿绺的谕旨却未提及由何人接替李绍泉的两江总督之职。这有两个可能：一是李绍泉仍兼任两江总督，二是以后任命他人。实际上李绍泉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当然，他认为如能任命曾伯函重回江督之职，则于公于私最为理想。但曾伯函以老病告假，不能剿绺何堪两江总督重任？朝廷对曾伯函本就防范有加，现在更不满意，又如何可能让他再担江督重任？
李绍泉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在彤郅五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二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他指出曾伯函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说“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而这一年多以来一直是“曾伯函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自己到徐州剿绺刚一个多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他深有体会地强调说：“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