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距彤郅十三年“定国是诏”下时，又过去了五年，整个中土，仍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先自腐而后虫生焉。理之所在，势所必至。中土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元气为尤要。外国无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中土必求无事不惬于民心之是非。中土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凡我用人行政，一举一动，揆之至理，度之民情，非人心所共惬，则急止勿为；事系人心所共快，则务期于成。崇节俭以裕帑需，遇事始能有备，纳谏诤以开言路，下情藉以上通。总期人心永结，大本永固，当各外国环伺之时，而使之无一间可乘，庶彼谋不能即遂，而在我亦堪自立。此为目前犹可及之计，亦为此时不能稍缓之图。若待其间之既开，而欲为斡旋补苴之法，则和与战俱不可恃。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复问，则何如预防其间之为计也！……”
文博川所忧虑的“苟安之局”，并没有多少改变！
而自己和众多忧国之士全力推动的各项事业：电报、铁路、海防等等，也仅可以称之为小有所成而已！
李绍泉回想起当年为了兴办这些洋务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而自文博川林义哲师徒逝去后，洋务派失去对抗顽固守旧派最强有力的人，禁不住又是叹息连连。
近世中土外患频仍、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建设瞬息万里的电报传输体系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乾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事实上，早在彤郅九年（西历9070年），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已在中土敷设电报电缆。大东公司获取了在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并架通了印度经新加坡到中土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架设了从海参崴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到彤郅十年6月，中土实际上已被纳入世界电报网络之中。这样。外国在中土经商、谈判等各种事项都可以在瞬间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土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送信传令。在这种“信息战”中，优劣对比实在太过悬殊。
电报事业遭到抵制，反对派的最大理由竟是“破坏风水”。在朝中有官员提出架设电报的提议后，工科给事中陈彝立刻在一道奏折中认定，“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即使中土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掌握道德制高清流言官一旦搬出“忠孝”两字，举朝之内便无人敢于抗辩了。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曾记载说：“天朝的人民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他们认为是洋人雇用了机敏而无形的鬼神，在线路内来回穿梭。传递信息。如果在电报线附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立即就会有人造谣，比如说其中一个传信的邪神玩忽职守。从电线里跑出来，迷路了，因此导致祸事发生，等等。这种谣言通常会引起骚乱，暴徒们将毫不犹豫地冲过来，砸毁机器。有一次，因电报线附近某个人生病，一夜之间，1英里长的电报线就被毁坏了。”关于电报的争议。可以说一直吵到了现在还没有完事。
象日本借口讨伐生番入侵苔湾，远在北京的大乾朝廷是靠了林义哲的高速通报舰搞的“船递”才在七天后得知了消息。立刻做出了反应。而正常的关于台湾军情的报告经过传统的“驿递”，竟然花费了一个月才到达京师！彤郅皇帝和仁曦太后大怒。决意架设中土自己的电报线路，而在一些官员适时提出来架设电报线的建议不久，清流们仍然群起上书反对，并再次祭起了“孝”字的法宝，至使中土电报的架设再起波澜！
而除了电报，更加阻碍重重的，便是这铁路了。
在近世中土所面临的诸多新技术中，铁路可以说是最棘手的。而其棘手，不是因为技术有多么的高深、铺设有多么的艰难，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大是大非”！
从彤郅六年起，朝廷上下就为应不应该修建铁路吵翻了天。在有官员提出修建铁路“以通天下之利”的建议后，福建巡抚李福泰便激烈的上书反对，他指责电线、铁路都是“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的有害之物，而且，修建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他还认为无论是外国商人还是中土商人，只要修铁路都将使“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结果都是“以豪强而夺贫民之利”，所以不仅不能同意外国人修铁路，而且同样要禁止中土商人修铁路。连比较开通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奏称，“铁路于中土毫无所益，而贻害于无穷。”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认为“以中土之贸迁驿传”，根本不需要铁路。
当时《纽约时报》就曾引用一位叫阿尔伯特?毕克默的美国观察者的话，一针见血地说，“实施这样一项伟大工程的最大障碍只能是中土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保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
“很多中土人认为铁路会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它们长长地切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