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皇上生活的圈子很狭小，到家中就是三宫六院，宫女太监；上朝去，就是一群高官厚禄，虽都是科举考出的进士精英，但无不是士大夫家庭出身，一个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骨子里就瞧不起农民。农耕时代的汉民族，90%的人群都是农民，朝中没有农民代表，一说白身就遭到官员士大夫们的鄙夷，这本身就潜藏着政治上两级分化的危险。
更重要的，在封建王朝时代，连皇上都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秩序；皇上口口声声说为民，而殊不知他离民太远了，中间隔着官僚士大夫，民的生活状况皇上一点不知道。官员们为保官职和上爬，无不报喜不报忧，除非哪里出大事了，比如造反，官员们实在隐瞒不了，这才传到皇上耳朵里；这就像癌症病人一样，等发现时，已是癌症晚期，无药可医了。
现在的大明王朝，就像行将就木的老人，不是某个部件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体老化，治得了这里，治不了那里，到处出问题。皇上自然也看出了问题，经李岩提出的建立新朝政药方，就是铲除这批官僚士大夫，别说在位的官僚士大夫宁死抵抗，就是皇上本身也没有信心，没有了这批人，那还做什么皇上呢！
封建皇朝制度真的就推行不下去了吗，可皇太极的封建皇朝为什么那么兴盛呢？看来还是人的问题，要有魏忠贤和袁崇焕这样的得力官员就好了。被崇祯帝这样想着，就盘算起他的满朝文武官员来，他的眼前出现了三个人物：洪承畴、卢象升、杨嗣昌；他没有别的人选，内阁首辅也只有在这三个人物中选一个了。
关于洪承畴，这是与农民军有着刻骨仇恨的死硬派，他就是一味地杀，把农民军斩尽杀绝，崇祯帝觉得不妥，不利于和农民军搞联合；而卢象升则是有名的主战派领袖，就是与清兵死战到底，哪怕破釜沉舟也不能与其议和，这人也不行，议和也不是不能走的路；唯一剩下的就是杨嗣昌了，皇上以为杨嗣昌比较会揣摩自己的心理，有主和的意向，也有诏安农民军的动机。
想到杨嗣昌，皇上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主要还以为杨嗣昌孝顺。当年其父杨鹤因军事失误，被崇祯帝打入大牢，杨嗣昌竭力为父亲辩护，崇祯帝又将其流放，结果客死他乡。但杨嗣昌不失信心，认为父亲是冤枉的，不断上疏皇上为父亲鸣冤，最后终于感动了崇祯，为杨鹤平反昭雪，从而皇上也认识了杨嗣昌。
皇上以为，只有有孝心的人才有忠心，第一次召见杨嗣昌，皇上问计于他，杨嗣昌答：“皇上，依臣之见，攘外必先安内。臣以为，国家就像一个人，辽东前线只是肩膀和胳膊，而中原地带则是人的六脏五腹；一个人如果伤了胳膊，不至于送命，如果伤了内脏，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崇祯帝闻听，不过是老生常谈，他想知道的是有何妙招？杨嗣昌当然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就和盘托出说：“臣已经为皇上谋划了‘四正六隅’、‘十面之网’之策，只要严格按照臣的部署实行，保证三个月就可剿灭农民军。”崇祯帝这才有了兴趣，说：“喔，快具体说说你的‘四正六隅’、‘十面之网’之策。”
杨嗣昌说：“鉴于农民军不断流窜，忽东忽西，难于对付，就要来一个十面张网，把他们固定到一定的范围。然后以河南、湖北、陕西作为正面战场，集中力量正面打击，这叫四正；但还不够，就是这几省边远省份也不能放松，作为侧面战场，这叫六隅。因为农民军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久了他就没粮草；当他们再攻城的时候，那就是捕捉他们的最佳时机，城里人只要坚持几日，援军立时赶到，那就能里应外合，聚而歼之。”
崇祯帝听着，觉着也有道理，心想，既然能消灭农民军，那岂不更好？行不行让他试试吧，别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因而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朕让你当兵部尚书，不说三个月，就是一年能消灭农民军也是好的！”杨嗣昌匍匐跪拜道：“谢万岁！可是，臣还有个请求，请求皇上增兵十万，再增加军饷280万两。”
一句话说的皇上又蔫了，崇祯不怕增兵十万，就怕增加军饷这280万，他知道百姓已经负担不起了，如果再增加，百姓岂不更造反？他感到事情重大，实在不好自己做主，就给杨嗣昌说提交大臣们讨论。
果然大臣们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加收赋税，否则怎么能够剿灭农民军？一种意见则认为不能再增加了，愈增加造反的人愈多，永远难以平息祸乱。然而，辽东总督卢象升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军费是应该增加的，但要看从哪儿出，增加到穷人身上，自然会激起民变，更加造反，但要增加到富人身上，就可以避免官逼民反了。”
谁知卢象升的意见立即招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特别是洪承畴，在他的家乡泉州一带，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几个县几乎都是他家的田产，让富人拿钱，岂不就是让他家拿钱吗？这怎么能行！他振振有词反驳说：“农民军都是土匪，祸害的全是百姓，我们官府出面剿匪，为的就是保一方百姓的平安，为百姓打仗，百姓不出钱谁出钱？”
卢象升辩解说：“洪大人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但细究起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