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的土豪劣绅和土匪余孽等一切反动势力统统被赵翰青冠以破坏抗日投递叛国的罪名抓起来，然后名正言顺地利用“肃反委员会”这把屠刀将他们消灭或打倒。那些愤民极大穷凶极恶的家伙公审之后枪毙了，民愤不大的经过了劳教和思想改造之后交付一笔数额巨大的保释金就释放了，保释金美其名曰叫爱国捐款，交完捐款家产大部分没有了，只给他们留下了相当于中农的家产，想要做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是不行了。
土豪劣绅地主老财大别山很多，几乎每个村寨都有，铲除了这部分人不但受压迫的百姓们拍手称快，那些受排挤的开明士绅们有了扬眉出气的出头机会自然也高兴。
那些人的财产、粮食和田地全部没收，不但解决了军粮问题，也有了发展根据地的资金保障。赵翰青利用数额巨大的钱财筹建了大别山农基金会，基金会的收益用来做发展根据地和抗日的经费。
而那些没收的田地却没有分给百穷苦姓，而是算作公田租给百姓耕种，没地的穷人可以优先租种，田租也只有原先的六成。那些穷苦百姓基本上顾住温饱了，可以略有盈余。此举可谓是深得民心，穷苦百姓们感激涕零。那些没有受“三月逆流”波及的地主们也不得不减租减息，不然他们的地就没人种了。
公田收得的田租用于支撑军费和抗日同盟军下属各部门的开支。基本上可以收支平衡，不用向百姓摊派了。而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军费问题，这也是赵翰青为什么不主张把田地非给穷苦百姓的另一个原因了。而且。分给百姓只有分到土地的那部分人高兴，大部分没有分到土地的人只有嫉妒，再让他们承担军费的时候就会心怀不满了，而土地充公只是租给无地农民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不满；同时也避免了分得土地的穷人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又把地卖了或抵押借高利贷，到最后土地仍旧是集中到一少部分地主老财的手里，而租种就可以避免土地兼并的事情再发生。
这样一来，穷人高兴。有钱人也很高兴，以前。为了免遭土匪抢劫滋扰，士绅们也需要向李天王和土匪交钱纳粮，等同于保护费，一年下来要交的可不是个小数目。穷人交不起。就是地主士绅们也是苦不堪言，如今虽然是田租收的少了，但是，出的钱粮也少了，细算起来盈余的比以前多不少。
赵翰青还倡导成立农民互助小组来共同承包土地，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更合理更充分地利用了耕牛、农具和劳力来租种更多的土地，那些有耕牛而没劳力的人就和又劳力而买不起耕牛的人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成立了互助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赵翰青把这种农业互助组在解放之后在农村存在了一段时间，对当时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才在互助组的基础上演变成了农业大集体。他只不过是让它提前出现了。
当然。不愿意成立互助组而只想单干的农户还可以低息从基金会里带一笔款来购买耕田的牛或农具。
因为减租减息引发的这场大别山的“土地改革”在强有力的推动下终于顺利完成了，农村、农民和农业等三农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历史也好，江湖也好。国与国之间也好，总是强者为尊，道理也永远在强者一边。百数年后，喜欢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国喜欢打着维护和平的幌子去侵略别国，推翻对他不买账的政府再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其实它跟今天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什么区别呢？但是美国总是说自己发动的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打土豪闹革命也是一样的。革命的本身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革命是暴力，只不过是正义的暴力，可见正义是离不开暴力的。
赵翰青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铲除根据地建设中的障碍，当初想出这样一个阴损的办法时还有一丝愧疚，但是，现在看到大别山日新月异的新气象和穷苦百姓喜笑颜开的样子他已经没有丝毫愧疚了，这样的结果说明他做得对。他觉得自己消灭土豪劣绅与共产党的革命都是为了让穷苦的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没有实质的区别。他想自己的手段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势力来说是卑鄙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正义之举，任何手段只要是为达成正义目的都是正义之举。
经过肃清之后，大别山的反动势力基本上连根拔除了，就是有人还心怀不满也彻底死心了，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那么就不会再伸出胳膊了。这样一来，大别山根据地的建设就加快了，整修道路，以天堂寨为中心的城镇也开始加大建设了，有了牛头镇的小城镇建设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显得轻车熟路。军事学校、职业学校、医院、福利院等公属部门单位最先开始动工，其他如铁器加工厂、木材加工厂、砖窑厂等企业很快就建成开始生产。
总之，肃反之后大别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就是大乱之后的大治吧。
伴随着大别山根据地建设高潮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