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末，刘瀚调往张家口电报局工作。临行之前，刘瀚到北平家中与父母及夫人冯慕勤商量子女安排和家庭生活的问题。夫人认为次子、三子、幼女正在上学，如果随同刘瀚到处流动，怕是对子女教育不利，那么不如大人多辛苦艰难一点，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所以夫人主张，还是刘瀚一个人先去张家口工作，好在与北平相距不算远。刘瀚觉得夫人是识大体的人，就同意了夫人的想法。刘瀚想，如果自己去福建，参加了十九路军的无线电工作，那不同样也是不能携眷吗?等看看时局发展有什么变化再说。夫人又补充说，日本人在哈尔滨要抓你，现在北平的日本军人、特务几乎都在公开活动，你在张家口或许比北平更安全。
刘瀚在张家口电报局住在职工宿舍，吃伙饭，生活上没有谁给以特别的照顾。更重要的是刘瀚这几年的不顺，造成心情压抑，思想苦闷，渐渐地身体状况不如以前了。刘瀚常常感到胸闷气短，不时需要长出气，才能排除内心的瘀积。后来刘瀚发觉自己虚胖无力，脉博不匀。晚上回忆往事，常常失眠，第二天更没有精神。刘瀚抑郁寡言，只是默默地工作着。
1935年，刘瀚又被调往归绥(今呼和浩特)电报局。其实，刘瀚也知道，电报局也和别的系统一样，与局长、上司关系好的，可以调到好的电报局工作，没有什么关系的或关系不亲密的，往往越调越偏僻。刘瀚离北平又远了一程。这一时期，刘瀚唯一解闷开心的事，就是“机上会晤”。所谓机上会晤，就是在无线电报收发机上同弟弟刘准互相“谈话”。两个人值机呼叫接通以后，刘瀚熟练地给刘准发出电码“问话”，刘准也熟练地给刘瀚发来电码“回话”或“问话”。这样两人一问一答，一来一往，如同“谈话”，当时电报局的报务员业务纯熟，用电码“说话”，不必再翻成汉字，意义都会明了，业内称“机上会晤”。“机上会晤”和今天的“网上聊天”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可以说刘瀚与刘准当年的“机上会晤”是今天“网上聊天”的早期形式，今天的“网上聊天”是那时“机上会晤”的现代发展。兄弟二人在“机上会晤”时，彼此经常通报情况，诉说心情。刘准知道哥哥身体状态每况愈下，非常担心，就劝哥哥把嫂嫂接来，也好服侍照料，但是刘瀚想到子女的教育乃大事，依旧自己忍耐克服。
1936年，刘瀚父亲刘承泽(衡甫)病逝。家中担心刘瀚、刘准的安全，没有及时通告他们。丧事由亲友樊丽泉、张琢如等协商借贷700元代办。借据以东椿树胡同的房产为抵押，一年为期，届时还不上贷款，便要以房子充抵。将届一年的时候，还款无着落，紧急中，由刘瀚三叔刘承恩把刘准多年积蓄存在他那里的钱，拿出抵债，才保存下东椿树胡同的房产。刘准遵照“俭省莫求人，知足常乐”的家训，使刘家度过了这场危机(刘准任东胜交通部电台台长月薪一百七八十元)。刘瀚后来得知情况，非常感谢弟弟的慷慨。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开始。刘瀚感到中华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了，笼罩在刘瀚心头的阴影更黑更浓了。北平这座三朝古都又被投入战火之中，故宫、颐和园、天坛、北海、景山……面临着圆明园的命运；等待老百姓的是遭烧杀抢掠的铁蹄蹂躏……刘瀚不敢往下想。刘瀚仰天长叹，切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野蛮禽兽，更让他担心的是妻儿子女的安全。这些日子，他吃不下，睡不好，整天沉浸在焦虑之中。刘瀚恨不得飞回北平，把家接到归绥。不久，北平方面来信了，家书抵万金，刘瀚立刻拆开，正是夫人冯慕勤的来信。信中说“七七”事变那些日子，北平乱作一团，日军人城后市面上车马行人稀少，武装的鬼子兵在街上巡逻。家中的大人孩子都还平安。但是，让人心惊胆颤的是，连续两回有日本人到东椿树胡同刘瀚家中寻找刘瀚(日本人对刘瀚仇恨之深已可想见)。信中说刘瀚若在北京，那就危险了!事实上，刘瀚此时已经处于祖国山河破碎，个人有家难回的境地。
1937年7月，平津陷落之后，日寇沿各铁路线路疯狂进攻，当时的平包线自然也不例外，张家口、归绥、包头都岌岌可危。在归绥沦陷之前，电报局的一些人不甘当亡国奴，包括刘瀚在内的十几个人商议撤离归绥去西安。他们先到包头，然后渡过黄河，经伊克昭盟的东胜南下。动身前，刘准已在“机上会晤”中得知哥哥的决定，就天天盼着亲人见面。听说他们一行步行快到东胜时，刘准出城北门外很远去迎接。刘瀚、刘准兄弟相见，立刻互相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感动。这哭声这眼泪，包含着多少国破家亡的感慨，多少兄弟分离的思念，多少人生道路的坎坷。稍稍镇静以后，刘准把归绥来的十几位同仁，一起带到他事先向县里暂借的两大间空房之中，姑且安顿下来。他们都自带干粮，在县府的厨房做点饭，解决饥渴。刘瀚则由刘准安排兄弟二人单独用餐。刘准看着大哥拖着带病之躯，颠沛流离，十分心疼。听说过了黄河之后，中途遇到行抢的散兵游勇，把大哥身上仅有的一点路费也给劫去，生活陷于饥渴不保之中，刘准十分悲悯。当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