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瀚学习英语特别投入，兴趣越来越浓，作为老师的宋先生十分欣慰，有一种得一得意门生的成就感，对刘瀚视同自己的亲人，甚至有点离不开了，一天不见都想念。宋先生兴致来了，就带刘瀚去自己的工作单位玩，让刘瀚看自己怎么工作，怎么拍发电报。刘瀚一见这电报挺新鲜，就什么都想知道，问这问那。宋先生给刘瀚讲，这拍电报是有代码的，每个字都有不同于其他字的代码。拍电报时，就把字变成代码拍出去，收电报时，把收到的一串串代码，一个一个地翻成对应的字，电报的意思就明白了。刘瀚听了特别感兴趣，好像又来了学英语的那股热劲了。宋先生说，要想学拍电报，得先记熟、用熟电码本儿。到拍电报时，手按电键拍电码，得像写字写信一样，不用现查哪个字怎么写，那字都自然变成代码。反过来译电时，看电码跟看汉字一样，立即知道电码的意思。这使刘瀚非常神往。
刘瀚渐渐对电报又着了迷。业余时间，他就缠着宋先生教他拍电报。宋先生给了刘瀚莫尔斯电码本，教给他记熟电码的方法和窍门。刘瀚学什么，爱什么，钻什么，很快就记熟了电码。一有机会宋先生就让他在模拟的发报机上练习操作手法，指导他怎样聚精会神地练习。刘瀚按宋先生的指导，有空闲时间就练习，为自己又学得了新本领而沾沾自喜。1907年，刘瀚从学校毕业了，宋先生问刘瀚愿不愿意到电报局当练习生，刘瀚当然愿意，但是刘瀚说得看父亲同意不同意。其实刘瀚学习电报，一是机遇难得，二是他想早日自食其力，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而父亲刘衡甫是一位很开明很尊重孩子兴趣和意愿的人。当刘瀚征求父亲的意见时，也就得到了父亲的同意。
刘瀚经宋先生的介绍，到保定有线电报局当了电报生。由于他早已经有了莫尔斯电报的基础，又有宋先生的指教，没有多久，刘瀚就可以在保定电报局独立值机当班了。电报局的同事、局长对刘瀚进步之快，操作之熟练，都感到惊奇。不到一年，刘瀚晋升为报务员。那时候报务员的薪金只比局长低一点，已经比较优厚了。第一次发薪时，刘瀚如数交给了父亲，父母都特别高兴。父亲看着儿子确实长大了，把交给他的钱只象征性地留下一点，然后对刘瀚说，饮水不忘打井人。父子俩一合计，把宋先生请来，刘瀚拿出一半的工资送给宋先生。宋先生当然不会要学生的钱，但情意是全领了。经过几番推辞，宋先生坚决不要，于是刘家父子在保定有名的饭店宴请了宋先生。
1909年，按电报局的规矩，人员实行全国调动，刘瀚被调往哈尔滨有线电报局。临行前，刘瀚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他已经长大成人，尽管才20岁，但已经作为自闯人生道路的男子汉，走上了社会，开始了独立的人生。回顾几年的成长，他有信心，憧憬自己的未来生活，内心很兴奋。但是，这一去，要到2500里以外的人生地不熟的北方去，距离把他跟父母隔开了，跟尊敬的恩师宋先生隔开了，往日的情景只能在梦里了，又不免产生一些悲凉、寒意和苦恼。生活既已作了这样的安排，刘瀚洒泪辞别了父母，拜辞了恩师，登程上路。
哈尔滨有线电报局座落在道外区(当时称傅家甸)北头道街，与奉天、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传递官商电报。刘瀚报到以后，马上投入了报务工作。下班以后，他开始了解哈尔滨这座城市。哈尔滨不同于保定，首先是这里有许多外国人，俄国人很多，有好几个国家的领事馆。哈尔滨街道宽，两旁的楼房许多是西洋式的。楼房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的还有电话。哈尔滨有好几个电影院，放映外国的无声电影。哈尔滨的西方人常举行音乐会，赛马，打网球，冬天滑冰。到了哈尔滨，他知道了这里早已经有了无线电报，最早的是东省铁路俄国人建的无线电台，1905年就完成了，可惜不是中国自己的。哈尔滨这座国际城市异国情调浓烈，刘瀚把这一切观感都写信告诉了在保定的父母和宋先生。尽管这里一切都陌生，都新鲜，但是刘瀚的老习惯始终保持着，那就是继续努力地学英语，订阅英文杂志，有时间看有用的书，决不轻易浪费时间。刘瀚一个人住在宿合里有书为伴，既不孤单也不枯燥，生活工作，日子过得挺充实。
1910年春节放假，刘瀚带上哈尔滨有洋味的礼物回家过年，同时与通州老家的一位姑娘冯慕勤(字端敏)喜结良缘。这一年，哈尔滨发生了鼠疫，疫情越来越严重。消息不胫而走，不论是保定方面的父母，还是通州的妻子，他们的心立刻悬了起来。他们来信询问，叮嘱防范。后来干脆催促刘瀚返回老家。哈尔滨的鼠疫疫情也确实严重。从11月9日发现鼠疫，不到两个月死亡2600多人，到第二年2月上旬死亡4300多人。刘瀚家中连连发出返乡的呼唤，没办法，刘瀚辞了哈尔滨的工作返回通州。
1911年，刘瀚往返于保定和通州之间，帮助父亲照料商店。此时弟弟刘准已经5岁，同比他大17岁的大哥刘瀚关系特好。个中原因，除了刘瀚给弟弟买些儿童喜欢的礼品、食物以外，还有家里人、父母都经常夸奖刘瀚，在刘准心中留下了良好印象。一有闲空，刘瀚除了看英文书刊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