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有深度、有内涵、有学识，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人最适合做外联工作。Du00.coM放在国家机器里面，“与人打交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外交事务了。那时候吴蜀刚刚恢复邦交正常，外事出访需要有一个“Hold得住的角色”，诸葛亮便让费祎接了这个差事，封他为昭信校尉，出使吴国。
吴主孙权这个人，性格诙谐，捉弄起人来没有分寸，刚开始并没把费祎放在眼里。很快，费祎凭借自己恰到好处的答话、温和的态度、坚定的立场，有问有答，滴水不漏，有礼有节。孙权不甘心，想刁难一下费祎，《裴松之注三国志》记载：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祎，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祎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貌似费祎酒量不错，表面上醉了，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孙权咨询他一大堆有关蜀国内政的事，无非是想套套话。费祎知道关乎国家机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因而退而求其次，摆出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整了一大堆外交辞令，关键之处无可奉告。孙权瞬间石化，假惺惺地说：“阁下就是天下美德的化身，以后必为蜀国的股肱之臣，恐怕将不会有机会出使江东了。”私下里，孙权还将自己日常使用的宝刀赠送给费祎。费祎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卑不亢：“我哪里值得大王如此厚爱？刀是用来讨伐那些不顾纲纪伦理的人，是用来制止暴乱的，但愿大王用它来创立功业，（与蜀国皇帝）同扶汉室。也不枉费我这个愚钝暗弱之人出使一趟。”费祎深知接受了孙权的厚礼回去不好交代，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于是委婉地请孙权将刀收回。
这一趟不辱使命，费祎回蜀后就被升职为侍中。不久，诸葛亮忙于北伐中原事宜，驻扎在汉中，特意让费祎过去做他的参军。但是考虑到费祎在处理与东吴的外交事务上颇有一番心得，因此一有出使江东的机会，费祎都是首选，成了孙权那边的常客。这很有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思，使者历来是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尤其三国时期，各国时有龌蹉，正常的礼尚往来还是少不了的。被委以重任的使臣，来来往往，都能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能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少，费祎堪称“外交奇才”。
随着在外事方面的日益成熟，费祎开始涉足内政，参与军机，在辅佐诸葛亮期间，更是完成了一件让诸葛亮本人都无法解决的事——处理“魏延、杨仪”这桩公案。
这件事得从头说。
魏延、杨仪属于蜀汉政权中比较有个性的人物，两人有才能又相互瞧不顺眼，时不时就闹上一场，弄得鸡飞狗跳。这事儿不但自己人知道，连外人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某次费祎出使东吴，孙权喝得大醉问他：“杨仪魏延，不过是些小角色，对国事固然有些小功，然而现在如此放纵他们，位高权重，如果有朝一日诸葛亮死了，必有大祸。阁下（费祎）你们这班人昏昏聩聩，难道都没有觉察，莫非要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孙权这话两层意思：一是嘲笑蜀人的内部矛盾，二是打探蜀国的权力构架。费祎一向头脑清楚、坐怀不乱，这次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亏得陪同他出使的董恢提点了几句，说“魏延杨仪的不合，不过是私人矛盾，绝没有英布、韩信那样的叛逆之心；如今正是齐心协力抗击强敌、统一华夏的时候，建功立业需要有才能的人参与进来，如果只是为了防备风浪而把船砸沉，为了防患于未然而不用此二人，这并非长久之计。”
孙权听了这话大笑。费祎回到蜀国后，诸葛亮很满意这番回答。（以上史实见于《裴注三国志·董允传》）但并没有马上处理魏延杨仪的问题，而是静观其变，话虽如此，还是要对二人加以约束。这事自然不能诸葛亮亲自操作，费祎就充当了这么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费祎被任命为军中司马，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约束魏延、杨仪。事实上，他做得很成功，也很巧妙，据《三国志·费诗传》上说：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
好一个精彩的人物矛盾冲突桥段！魏延、杨仪、费祎三个人，各有所思，各有所行，魏延是武将，一语不合就拔出刀恐吓杨仪；杨仪文弱，不知所措，突然想起了刘备的拿手好戏——哭，哭得那叫一个凄惨；费祎坐在两人中间，又是摆事实，又是讲道理，灭火是关键嘛。所以，一直到诸葛亮死，费祎都在做着这个工作。
诸葛亮死后，谁也没有性子去调解这场窝里斗。于是，费祎与杨仪、姜维、马岱商量，除掉了魏延，在这之中，费祎其实是“主谋”，杨仪不过充当了“受气包”的角色。费祎去探听魏延虚实，老魏心眼儿直，噼噼啪啪数落了杨仪的不是，认为自己“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魏延的确打算单干，但是，晚了一步，他把底都给费祎说了。费祎心说“我得跑啊”，灵机一动，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