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李熙和闵妃商议了许久，认为朝鲜周围，日本人狼子野心，对着朝鲜所图甚大，绝不可能引狼入室，而且若是和开化党一样的引来日本力量，不仅清国要勃然大怒，更是要引火烧身。无论什么时候朝鲜对于日本都有一种深深的忌惮，所以千挑万选，选中了距离朝鲜也十分近的俄罗斯作为远交近攻的着力点。清国虽然软禁了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并不代表清国不再支持大院君，大院君作为保守党，当然愿意遵循几百年来一直存之有序的宗藩体系，而开化党是日本人支持的，国王和闵妃夹在中间虽然可以左右逢源，但是也犹如风箱里头的老鼠两边受气。闵妃在内担心有清国支持的大院君卷土重来，在外担忧有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死灰复燃，所以没有办法，只好选了第三个国家俄罗斯，作为平衡清日两国在朝鲜的中间国。
朝鲜事大党大臣、兵曹判书兼亲军右营使闵泳翊因事去中国返回朝鲜后，而后高宗和闵妃便把联俄的秘密任务交给他。但是闵泳翊并不支持联俄的做法，多次诤谏而无果，最后在向袁世凯告密，称朝鲜准备与俄国签订密约出让一部分的权益。朝俄密约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凯并未立刻决定采取手段，而是等密约文件出笼后再行动。后来等到密约新鲜出笼，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告之此事，斥责一心“背华自主”的国王李熙，建议清政府抢在俄国之前“先派水师，稍载陆兵，奉旨迅渡，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次以数千兵继渡”。而他在暗中已与兴宣大院君李应相勾结，准备立他的长孙李为新王。这就是袁氏密谋立新君事件。
李鸿章得到密报后，仔细商议了一番，还是决定：“今事虽秘密，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他并不认可废立国君之举，但中国派兵应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鲜管理电报的陈允颐以查看电线为名赶赴朝鲜，与袁世凯、大院君密商废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发动政变，诛灭亲俄派，可于政变后向中国请兵，稳定局势。然后再考虑是否请旨派钦差大臣赴朝，废国王立新君，如果自己没有能力，还想要袁世凯出手，那么对不起，北洋是不会做这样的冤大头的，将来大院君得势，说不定马上翻脸把废立李熙之事作为清国的大罪状，号召全**民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大国沙文主义的清国，这种伎俩李鸿章实在是见得太多了。所以李鸿章对着朝鲜闵妃不乐意见面，也有这个“朝鲜的事务，不仅仅是日本在捣乱还有朝鲜人自己也阳奉阴违的捣乱”的想法存在。
李鸿章上奏朝廷后，慈禧太后下令，丁汝昌率南北洋军舰大部出动，游弋朝鲜，以壮声势。
而在朝鲜，袁世凯也采取行动，与朝鲜撕破脸皮了。在袁世凯得知朝俄两国已经在交换密约之后，于来拜见的朝鲜署理外务督办徐相雨提出严厉的质问。徐相雨惊恐万状，归告国王。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请内署及诸营将来其官邸宴会，席间厉辞责问“密约”之事，并持一捏造的电报称中国已决定出动金州七十二营来朝鲜问罪，不日可到。朝鲜官员满座皆惊，纷纷离席入告国王。其后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金宏集及内外诸臣接踵到袁世凯处辩白，表示国王和政府对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凯表示：既然国王及政府不知情，就应将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应查办作假者。又恐吓朝鲜诸臣说：“圣朝东顾，义尽仁至，何负于朝鲜？有此一举，显系背华。如天朝震怒，将兴大师问罪，未知韩何以应？！”而后又与大院君共谋，并让大院君入宫向高宗及闵妃等人痛陈利害。大院君“入宫执王手大哭，并泣奏大王大妃”，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举动，此举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与废君联系起来的。朝鲜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赵氏（神贞王后）旨意入承大统，而大院君的“泣奏”当是以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贞显王后、仁穆王后）名义所废之先例来恐吓高宗，导致宫中哭声一片，唯独闵妃佯装淡定地说：“并无实据，不认即可无事，华虽百万兵，何恸之有？”可见闵妃知道，袁世凯是不太可能会劝说清国出兵直接废立朝鲜国王的。
当时袁世凯的叔叔袁保龄亦吩咐袁世凯“朝之君臣既不认帐，此时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专心做构乱召变文字，以便韩有民变，大原句可借词出头，中国可借题发兵”。可见袁世凯勾结大院君所策划的废君政变即将出炉，再加上清军军舰相继东渡，军舰虽然没有登陆江华岛，但已经在京畿道一带的海域出没，人心惶惶，朝鲜局势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俄罗斯驻俄大使韦贝原本想着在朝鲜问题上插一手，他倒也不存着要染指朝鲜的想法，毕竟没有直接的领土接壤，不可能对朝鲜采取什么直接的统治，他的想法原本只是想要在对华许多问题上，可以拿着朝鲜问题来逼迫中国让步，但是没想到北洋的反应如此激烈，袁世凯更是跋扈到不行，直接在景福宫居于上座，训斥朝鲜国王李熙“大逆不道，不尊《宗藩条例》私结外国，已自决于中国！”，加上这个时候中俄关系尚且融洽，柏林会议一路过来的交情还在，外交部严令韦贝不得多管闲事，碰了一鼻子灰的韦贝在总理衙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