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监督政府的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在广大人民文化水准极差的情况下，很可能把人民监督政府搞成了文人监督政府，文人啥事都管的年代——那就是明末了——说实话，那帮人可能还不如国民党常凯申呢……”
“但是你这样说的话，苏联的国企后来就是专家治国，缺乏监督，最后导致了体制僵死——不是么？”主席似笑非笑的说道.
这……有些事刘白羽还真不能说的太透了
我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旧文人的态度是经历了一个物极必反的过程的，旧文人的地位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曾经非常高，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这些人在解放战争中促使起义，和平解放方面有重大贡献，一方面，说的难听些，就是党员学历太低，对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有仰望的心理.
当然，身为现代人都知道了，即使一个只有中学，甚至小学学历的老板，在自己的商业上也是远超过中文系的教授书生的，这就是专精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博士其实改叫窄士还差不多，因为在相关专业投入的精力太多，所以离开了自己的领域，甚至不如一般的票友，键盘政治局之类.
回到当时的情况下，我在早就说当时有一个倾向，就是因为自然经济的解体——城市里的诸多旧文人早就没有土地不是地主了和明清占有土地的士绅完全不一样了，实际上还没有土地主了解当时的中国实际.
而反过来说，红军因为被常凯申长期封锁，对经济上的能力绝对不是一般的军队可比，熟悉的南泥湾大生产就不说了.
还有开国大将张云逸的经商往事新四军四师供给部经调查后，提出入股当地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一来解决资金短缺，二来也可以扶持这个在战争中几乎破产的的企业。张云逸先是派人把这家濒于破产的烟厂盘活，后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再另外建立了一个烟厂，然后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完全把它变成一个股份公司。“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此更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并于1943年3月投入正式生产。
刚办烟厂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用原来烟厂的香烟牌子“神龙”就可以。但是张云逸坚持认为要有自己的品牌，并牵头联系当时的《淮南日报》设计商标，最终香烟被命名为“飞马”牌。谁也没有料到，“飞马”牌香烟在根据地一炮打响、名噪一时，连当时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也抽“飞马”牌烟。“飞马”牌烟当时的日产量大约是2000箱，每天工厂外边都停着马车，排着队等待装箱运货，极大的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需求。
但张云逸并不满足，他要扩大“飞马”的销路，让它飞到敌占区去，以得到更大的效益。可是由于敌占区封锁严密，根据地的产品难于出关。张云逸便想了个“偷梁换柱”的办法：从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香烟空壳，然后装上飞马烟运出去。于是，“飞马”烟走出了根据地，在敌占区热销。敌占区的群众给这种烟起了一个暗语：“四爷的烟”。“四爷”指的就是新四军。新四军以此筹集了大量资金换购药品、钢材等根据地急需物品。
你看，改革中的合资，入股，贴牌生产，一些人眼中的武夫早就玩过了.所以论到搞经济建设，那些读了几本圣贤书就想指点江山的旧文人与之相比，哪个更是内行？
实质上很多yy什么反右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脊梁之类的人，没有几个系统看过读了几本圣贤书就想指点江山的旧文人的高论的，在知识爆炸的互联网时代，还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这点啥智商啊！
但是反过来说，反右没错，反右扩大化就不对了，打个比方来说，你急着跑步赶路，有一个人告诉你，要留七层力气，免得摔着——这肯定是屁话，但是如果另外有一个人告诉你，要留两层力气，免得摔着呢？所谓反右扩大化就是听到别人劝你留力气，免得摔着就认为人家是添乱，是冷嘲热讽……
斯大林体系如果比喻成跑步赶路，那就是经常用九分甚至十分力去跑——这样的速度是快了，但是摔倒的概率也大了——而且一摔就是个狠得，比如乌克兰大饥荒……
对于这段历史，刘白羽觉得不能像一些小资那样，把这些人捧到天上，动不动称之为中国的良心.
不过象历史上那样，捧得高摔得惨一样，把他们精神士大夫的光环打掉，还原他们人民群众中比较有知识文化的一部分——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方式吧.
“想到这里，刘白羽觉得需要上纲上线了.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其实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评价上，要用唯物历史观和实事求是来评价，目的上要达到既打到封建旧文人，又让一些打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则把中国化为美国半殖民地的新文人无缝可钻，这才是难点，主席，这是我整理的若干资料，请您提个意见！”
刘白羽说完这句话。递上去了几分打印的论文《论明朝的文明退化问题》《科举制度对科学发展的束缚》最惹眼的就是这一份《再论袁督师，到底是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