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和谄媚事上、相互提防的劣根恶习，形成了后来一连串政治运动灾难的人『性』基础。
这一大批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与“地富反坏”并列，成了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他们被逮捕判刑劳改，开除党籍公职，管制控制使用，身心无不受到严重伤害。这批社会的精英最宝贵的年华都在社会最底层消耗掉了，平反时只能是“枯木逢春”了。更让人心酸的是还包括人数更庞大的右派亲属和后代，他们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受到几十年株连。
1958年5月反右运动结束了。正当占彪们庆幸抗日班官兵成功躲过这场政治劫难的时候，没有传达“封口令”的三德和隋涛处却传来不好的消息，他们那里有十三人被评为右派。
这十几人当时对党提出的意见在现在来看还是很有“质量”的。
三德部下一个转业到地方的水手长根据家乡的情况，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规模小一些，增产就会多些”，“如果允许农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会退出”。
隋涛处一位跑建材的主任说“三反运动只反了贪污浪费，没有反官僚主义，只有两反，没有三反”，“三反运动是以官僚主义来反贪污浪费。”
三德的一名部下建议“应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申诉，要为这批冤假错案平反。”
如果说这些人的“鸣放”是直接“攻击”了共 产党，而隋涛九豹中的赵本水被评为右派就显得很可笑了。赵本水从朝鲜归国后调到铁道兵工程学院当教员，因有次上课讲到隧道时用纽约地铁举了个例子，被揭发为什么不用莫斯科地铁举例子有反苏情绪而被评为右派分子。学生们过去称他为“思索者”，现在改叫为“歪脖老右”——赵本水的脖子正巧是往右歪的。
这次规模浩大的反右运动与其它历次运动区别最大的地方，主要不是因为右派们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大部份右派都属于这类“因言获罪”的右派。他们的言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静蕾和抗日班人员因占彪的“封口令”没有“因言获罪”，实在是侥幸得很，当时在“党天下”上划挑的同事都被打成了右派。事后多年静蕾仍为当时的惊险而心有余悸，如果她当时在答卷上划了挑，就没有机会建成那座廊桥了。
小峰和强子、二柱子场长又出去接人了，这回除了把赵本水13人接来，还接来了四川省送来的65名反革命和120名右派。
占彪又发愁了，但他不是愁劳改犯多了，而是愁接着反右又来了个运动——大跃进！就在庆幸抗日班躲过反右运动的五月，中共中央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又是一个全民总动员。接着，全国农村大刮“浮夸风”，以兵团作战的方式，开始了砸锅卖铁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 『潮』。占彪看到外面的形势，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命令——封闭双河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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