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一东西方共通的处事哲学也恰当的体现在瓦德西的身上。
作为俾斯麦的继承者，瓦德西虽然出身军事贵族家庭，但是却有一位漂亮而富有的美国老婆，这使他的身上洋溢着一股“腐朽的资产阶级气息”。这一点是和曾经在申豪森庄园务农9年，并因此把从马市上的交易经验用于帝国外交工作中的俾斯麦是决然不同的。
但是有一点在两人而言却是别无二致，那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威廉在1891年解除了不得人心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1893年初，德国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汇集德国左翼工人团体的大本营埃尔福特，大张旗鼓的搞起了大串联活动，考茨基主持大会，会议详细制订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社会民主党的基层支部应当积极的组织各地工人进行集体罢工以争取无产者应当享有的福利，其中八小时工作制被认为是最为迫切的。
在瓦德西看来，当前的社会思潮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施行的年代里，社会民主党的得票一直在快速增长。
1881年帝国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为30多万张，到1887年得票超过76万张，1890年上升到100万张。
其实，就当时德国的国内情况来看，在普选权、允许工会联合、打算并且开始执行社会政策之间，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是一项不合逻辑的法令。由于其只有消极的一面，因此是不幸的、注定要失败的措施，这一措施必然严重妨碍积极的社会政策的任何尝试。
当然，俾斯麦侯爵的性格决定了他从来不会真正的乐意去尝试任何积极的社会政策。
俾斯麦社会政策方面的失败使瓦德西已经意识到“堵不如疏”的道理。所以，他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采用两个办法分别从上层和底层瓦解工人的斗争。
上层的办法是制订更为严格的议员参选法律。
新的选举法要求任何1850年后出生的国会议员参选人必须在德国国内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
这一主要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立法在帝国议会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除了两个保守党外，民族自由党的大部分议员也投了赞成票。
不过，这一次天主教中央党并未支持该法案，虽然该党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死对头，但是来自天主教地区议员们认为：这将把德国国会变为一所由书呆子组成的研究所，而非充满活力的政治议事场所。
天主教中央党议员们的担心恰恰是瓦德西最希望看到的。
社会民主党人的议员们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条件不好，自然难以全心全意读完大学还取得好成绩。
相反，代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意志的民族自由党的议员们则基本上是本科学历起步，博士一抓一大把。
保守党内部虽然对于瓦德西的政策存在分歧，但是最终还是决定支持新首相。
毕竟，在当时的德国，地主和贵族阶层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错，那年头易北河畔的农场主个顶个都是农业科学家，受过大学教育的不在少数。
对于瓦德西的这个办法，威廉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因为以他后世的经验看，他倒不是多么担心社会民主党会掀起怎样的革命风暴，因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基本属于考茨基派，并不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这和列宁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过，新选举法也并不坏，也可以算得上多增加了一道保险，毕竟当一个人接受了完整的德国大学教育后，其逻辑思辨能力比较容易识破《资本论》中那些巧妙的谎言，。
针对下层釜底抽薪的办法，瓦德西也设计的十分巧妙。
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非德意志民族的人口，比如波兰人、犹太人等。他们在社会上受到排斥，自然而然的愿意团结在“阶级矛盾为纲”的大旗之下。
为此，瓦德西认为如果能引入大量的无法融入德国社会且不具备德国国籍的契约工人将会进一步排挤底层波兰人和犹太人，其中前者在人数上远远多于后者。
当然，这是以牺牲整个德国劳工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在某些职业上受到排挤的波兰人必然会寻求新的职业，哪怕工资低一些，由此将会拉低整体的社会福利。而这一点威廉看似“副作用”的东西，在瓦德西看来也是全然的“正能量”。
他认为：一方面，这对于工业企业积累资本提高竞争力大有益处；另一方面，工资增长幅度的降低也就意味这达到纳税额度的工人的数量增长变缓，这等于抑制了社会民主党基本盘的扩大，着实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3月中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瓦德西驱车来到帝国皇宫。
“陛下，我经过反复的慎重考虑，决定大规模引进塞尔维亚人作为长期的契约工人投入到煤矿、盐矿等最为艰苦的底层工业部门，以全面替代人数众多的波兰人。”瓦德西在谒见威廉时说道。
“波兰人不是在战争结束后大部分都被迁回波兰国内了吗？”威廉不解的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