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背的故事既简单又正轨：天生残疾，九岁丧母，十岁父亲续弦，十一岁继母给他添了一个弟弟，同年，父亲带他去旅游，从家乡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昆明。下车后，父亲找一个地方让他坐下，破天荒地给他买了两只面包和一瓶汽水，和颜悦色地叮嘱，我去买票，你哪儿都不许去，等我回来。他抱着面包汽水，怔怔地看着父亲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从此父亲再未出现过。而驼背听从父亲的话，哪儿也没去，在此一直等了八年，把自己等成了乞丐，把崭新的希望等成了希望的化石，敲碎后，核儿还是潮的，有理论上复苏的迹象。
——“我还是再等等，我每天坐在出站口，他一下车就能看见我。”驼背说。
“你爹不会回来了。”钟鱼告诉他。这是一个俗套的遗弃行为。
“我知道……”驼背点点头黯然地说，“我还想再等等，再等等看……”
“还等个毬！他把你甩了。”教授打击道，“要你干嘛？一个半瘫子，养你不如养头猪！”
“那也比你个逃犯强！”驼背向钟鱼揭发：“老小子是反革命。”
教授是一名畏罪潜逃的反动派，潜逃前系某地毛巾厂的工会主席，年节发发带鱼苹果，职代会上作作报告，劳模会上颁颁奖状。凭借假笑、持重、眼镜、秃头的组合气质，“一步步爬上去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到来后，职工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的工会主席身上竟具备如此多的反动特征；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苏修代言人、赫秃、松井……一顿铁拳把他打下来。一个月黑之夜，他从牛棚中拼命逃了出来，因为革命工人已经把“火烧”、“油炸“提上议事日程。他一路辗转至此，凭借修为多年的官场气质，干上了职业抹桌人。
“你干嘛不回去看看？你那点事说不定早了了，这么多年。”钟鱼说。
“了不了。”教授说，“我还真有点事，工人们的福利费我没少弄，够判的。”
“那还真没冤枉你。老婆孩子呢？”
“早他娘的划清界线了。我挨批斗的时候，我老婆上来左右开弓给我两个大嘴巴。”
比起他们的境遇，钟鱼的舛难显示出优越性，他颇为得意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无家可归，我是有家难回，临时当几天乞丐，完了还要回去过好日子。”
驼背想想说：“你当一天的叫花子也是叫花子，总不能当了一回婊子还恬脸说自己是大姑娘。”
“驼背说得没错。”教授说，“你还不如我们，驼背坐一天还能骗俩钱，我进饭店好吃好喝也没人拦着，你行吗？你只能翻翻垃圾箱捡破烂，这脏活我们都不希干。”
钟鱼想想说“他娘的也是”。
这一天，钟鱼路遇了一对善人。当时他走在站北路的林荫道上，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啃一个梨核。一对白发的老年夫妇从后面气喘吁吁地小跑撵上来，拦在钟鱼面前，把他上上下下，正面侧面端详个仔细，然后他们互相失望地摇头，“不是。”大爷平抑片刻气息对钟鱼说：
“你的身材、背影、走路姿势太像我孙子了，可你不是我孙子。”
大娘抹泪道：“不知道这又是谁家孙子。”
然后她拉开拉链，从旅行包里拿出大半只烧鸡递给钟鱼，“吃吧，孩子。”
钟鱼因为像“孙子”而得到这份意外收获，立即收工，喜滋滋地回到住处，教授上次带回的酒还剩下小半瓶，找出来，盘腿坐下，摊开油纸包，掰下鸡腿，撕咬一块放口大嚼，又抓起酒瓶仰脖啜一通，肥鸡美酒，快哉快哉。
钟鱼饕餮正酣时，一个目光散漫，披头散发的女丐，手里攥着一把凋零的花，唱着歌游荡过来，“天竺花啊，天竺花，盛开在天涯……”钟鱼认得她，丐帮的人都叫她“水英”，不知是不是出自《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因为她精神失常又有几分姿色，好多男丐都“上”过她，以包子或馒头作交易。乞丐也需要性生活，其中包括驼背和教授。驼背淫笑着说她“奶子很软，下面很紧，日起来很舒服。”教授的经验是“听着歌弄，舒服，你还能颠出节奏来。”钟鱼听了这荤话忍不住拿起棍子在他们头上各敲一下——
“你他妈大虾似的人还淫心不死！”
“你他妈也配教授？脱了裤子是禽兽，穿上衣服是衣冠禽兽！”
“天竺花啊，天竺花，盛开在天涯……”因为衣着单薄，“水英”的歌声瑟瑟发抖全是颤音。这歌声戛然而止，她散漫的目光聚焦在钟鱼手里的烧鸡上，喉咙里响起吞咽口水的声音。
钟鱼向她招招手——“来，水英。”水英移动脚步走了过来。“坐。”钟鱼拍拍身边。水英听话地坐下来，眼睛执拗地盯着他手里的烧鸡。钟鱼将烧鸡挪到她膝盖上，“吃吧。”
水英些许诧异，立刻丢掉枯花，捧起烧鸡急切地撕咬起来，塞了满满一嘴，又指指酒瓶，示意要喝酒。钟鱼摇摇头说：“酒就别喝了，姑娘家喝酒不好。”
趁她狼吞虎咽之时，钟鱼仔细地看了看她；虽然蓬头垢面，衣衫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