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0年十月一日，伟大的祖国成立一周年，全国人民喜气洋
洋地走上街头，举着大牌子高呼着走路。用报纸上的话说，“红旗飘飘斗志高，锣鼓声声齐欢腾。”
钟鱼出生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意外地难产。日后父亲打着酒嗝向他解释道：
“什么叫难产懂吗？就是艰难地生产你。”
母亲进一步解释说：“差点要了妈妈的命。”
那天一大早，腹中的钟鱼就被推进了产房。羊水破了。可是到中午还不见降生。再拖延到下午，仍没有动静。神色紧张的医生护士们从产房里窜进窜出，产房外父亲急得满头大汗，坐立不安。大夫吴银凤已经给他下了一道要命的选择：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傍晚时分，失去耐性的吴银凤打下一针两倍剂量的催产针，在葯力的强劲催促下，钟鱼这才不慌不忙、探头探脑地来到人间。生下来又意外地不会哭，竟咧开空空的嘴巴冲医生护士们一笑。这令腰酸腿麻的吴银凤大为光火；棘手的接生从早到晚八九个小时把她折腾得够呛，还错过了中午丰盛的国庆会餐，这小子竟幸灾乐祸地笑了。她一把提起钟鱼的小腿，倒拎着照屁股啪啪两巴掌，钟鱼终于被揍得号啕大哭起来。
守候在门口的钟父听到这尖利的哭声长长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我的娘哟，终于生了！终于生了！”
——“所以你的名字就叫钟鱼了，音同字不同嘛，说明你来之不易，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钟鱼的父亲、炼钢工人钟顺昌在光着膀子吃掉一块臭豆腐，喝干二两老白干后向五岁的钟鱼讲述了他孑然不群名字的由来。
尽管钟鱼磨难的诞生经历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味道，但他显然要辜负父亲的期望了，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钟鱼不仅难产，而且难看。满百天的时候，母亲香华抱着他到门口晒太阳，过路的棬子树街居民都会停下脚步，看一眼这个钟家的新生儿。他们小心地掀开被角说：
“看一看小宝宝长得多……”
结果看到的不是一个粉嘟嘟的婴儿，而是一个皱巴巴核桃脸的丑孩子。他们把“多乖”两个字咽回去，换成了“多结实”三个字。他们转身离开时皱着眉头自言自语：
“怎么歪瓜裂枣的？”
只有居民刑排骨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他总是在钟鱼吃奶的时刻出现，两眼放光地看着钟鱼吮吸饱满丰腴的****，他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漂亮呵，太漂亮了……”
等到钟鱼断奶之后，连这样的赞誉之辞也听不到了。
五岁的钟鱼已长成一副抗战电影里“特务甲”或“汉奸乙”的模样。他没有小兵张嘎和送鸡毛信的海娃那样熠熠放光的浓眉大眼，身体不够结实，脑袋也不够饱满。他是一个干巴巴、没多少水分的孩子，蔫头蔫脑地很没志气，一对小眼睛透露出居心叵测，满头黄毛又梳了个中分式。这样的面相很不可靠，根据电影里得到的经验，十有八九会投敌叛变，点头哈腰地向皇军出卖养伤的游击队员，或者直接就是带路的瘦猴汉奸长，比鬼子还坏。
棬子树街的孩子们给他的评价是：“大脑袋、小细脖，干吃饭，不干活。”
在一张六岁的照片上，钟鱼就这样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大盖帽，拔出手枪，站在照相馆里画在幕布上的天安门前。由于牢记了摄像师的话，一双瞪得很圆的眼睛展现的是，看见一颗地雷后大吃一惊的表情。
照片下角写着一行任重道远的嘱托：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可看过照片的人都说，他就是一个特务分子。
其实，钟鱼并不像他长的那么坏，尽管绝大多数看上去很坏的人确实真的很坏。他可是一个心肠柔软、感情脆弱的孩子，曾捞光自己家的金鱼去喂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那只猫从此念念不忘，每夜站在钟鱼家的屋脊站岗放哨，吓得这一带耗子举家搬迁。后来，这只长满癣的野猫在除夕夜里被几个坏孩子在尾巴上绑上了鞭炮，在爆响声中一命呜呼，钟鱼为此伤心难过了许久。夏天时，钟鱼在空了的鱼缸里喂养了一群小蝌蚪和一只大青蛙，让它们母子团聚，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
“小蝌蚪，你们要找的妈妈就是青蛙，看到没有，这只青蛙妈妈，以后不要东问西问了。”
入冬以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躺在热被窝里的钟鱼为自己家在屋外四面漏风的鸡舍里瑟瑟过夜的两只芦花鸡担心不已。他诚恳地向母亲建议:
“让它们跟我睡在一个被窝里好不好？”
得到的回答是立刻闭嘴。
藏在钟鱼床底下的小纸盒里，积攒着他全部的宝贝：桃核儿、红玻璃片、鸟的羽毛、灯笼下的黄穗子、几个半新不旧的羽毛球、一本画着小兔子的连环画。这箱情趣盎然的宝贝，是从街上捡来的。他从不收集手枪弹弓、铁钉小刀这些杀气腾腾的武器。
孱弱单薄的钟鱼在孩子们中的地位不妙。
棬子树街是这样一个地方：仿佛用一堆缺头少角的旧积木凑合着搭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