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七岁的时候，就上了一年级。别人刚刚识字，我已经能够熟练的背出很多《诗经》中的诗词了。这可把我们家老头高兴坏了。我也曾盲目的认为，也许上学以后，我就可以远离那些叽叽歪歪的古文了，但是当我们家老头，拿着一本《论语》递给我的时候，我彻底绝望了。
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次换我家老头绝望了，因为文革了。
1965年底，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爆发，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是愤青和投机者的天堂。不过对于我们全家来说却是无比痛苦的地狱。
1966年6月份，我家老头被定性成“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臭老九”。于是我们被红卫兵抄了家，然后我家老头又被关进了牛棚，从此十年的噩梦开始了。虽然再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读《论语》了，但是我的日子也更加不好过了。本是开朗乐观的我，收起笑容，进入了这段黑暗的年代。
在学校里我被红卫兵叫作臭老九的狗崽子，基本上是个人就能欺负我。而且那时全校的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比如，红五类司令部，再革命造反部，鬼见愁指挥部，红卫兵革委会等等。所以经常是这一拨儿人刚捶我一顿，立马又杀过来一拨儿，多的时候我一天挨过大小十几顿揍。
再后来三五个半大孩子，就敢去我家抄家。我们家老太太还得恭恭敬敬的在一旁站着，听那些孩子训话。
其实我们家都让人抄了不知道多少遍了，能拿的东西也早就都拿走了。那群孙子纯粹是为了好玩，才没事就上我们家转一圈的。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说实话，当时我都快活不下去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上初中，遇见了猴爷。
猴爷姓袁，名叫袁海涛，跟我是同一个学校。因为他长的五大憨粗，又动作灵敏，所以外号就叫猿猴。后来因为“猿猴”叫着绕口，他的外号又被改成了“猴子”，等认识他的人都改口叫他“猴爷”的时候，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猴爷的状态还不如我，他家里的成份是地主。所以他们家的老头和老太太都被拉去批斗了，后来还被关进了劳改农场，所以那时的猴爷是个有家，却没有父母的孩子。我见到他的那天，他正让十几个红卫兵围着打。不过他比我胆大，人家打他，他竟然敢还手。但是还手的代价就是让人家打的更狠。
见到猴爷的那天，我眼看着他让人家打得趴在地上不动了。那十几个红卫兵的头子把脚踩在猴爷的后背上，跟手下训了几句话，大概是打翻在地，再踩上一脚的意思，说完以后才扬长而去。
我等他们走远了，壮着胆子，跑过去看猴爷。丫当时让人家打的，鼻青脸肿，外带翻着白眼儿。我一寻思，这哥们跟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哪，于是就把猴爷扶起来，给他灌了两口凉水，揉了揉前心，后背，又掐了掐人中，猴爷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缓过神儿来。
猴爷刚一醒过来，就把我当成打他的红卫兵了，于是就又要接着动手。被我喊住之后。丫仔细看了看，才发现我跟那拨儿孙子是两码事，这才又坐回到地上，腰疼屁股疼的喊起来没完。
从那时起我和猴爷就成了同命相连的生死兄弟。在这种环境里，有个哥们儿真不易。甭管他能不能帮你，起码两人在一块也不至于孤单了。
不过这件事没几天就让红卫兵们知道了。他们管我叫臭老九的狗崽子，管猴爷叫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这回两个狗崽子跑到一块了，他们的眼里可容不下我们这两粒沙子。于是红卫兵先是给我们扣了个反革命复辟的帽子，接着就是武力镇压。
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一抱脑袋，让那帮孙子随便招呼。不过我发现每次打架猴爷都会还手。后来猴爷告诉我，就算是每次还手，他挨揍都比我多，但好赖他也打了别人，这样也不算是吃亏。猴爷这句话给了我启发，我心想，“是啊，凭什么我每次都是当那个挨揍的呀？不就是一百多斤吗，扔给你了，你丫还能打死我呀？”
想通了，事儿也就好办了，再跟人打架，甭管对方多少人，我跟猴爷都一起往上窜。能打一下算一下。虽然每次都是寡不敌众，而且也让人家打的更重了，但好赖也混了个心理平衡。
说来也怪，自从我们开始还手了，欺负我们的人就开始少了。原来两三个人都敢捶我们一顿，现在五，六个人都躲我们远远的。如果不是十个人以上，那帮孙子都不敢和我们动手了。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于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和猴爷都强迫自己变成了不要命的小混混。
有一次打完架，我跟猴爷挂着彩，靠在墙旮旯休息。我一边叨着烟，一边揉着满是淤血的胳膊，呲着牙对猴爷说：“这架以后不能这么打了。”
“那怎么打？”猴爷啐了一口嘴里的血沫，对着空气又狠狠得打了两拳。
我摸着脑袋，思考了一会：“武力不行了，得智取。”
“怎么个智取法？”猴爷听完，眼睛一亮，走过来蹲在我的旁边。
我笑眯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