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性领导人逐步向全能型领导人过渡。4年之后，即2052年，在俄罗斯振兴党（俄罗斯最大的政党，也是独立以来唯一的执政党）的全力支持下，契力亚科夫在几乎没有挑战的情况下，顺利当选，成为俄罗斯第16届、也是第9位总统。
严格说来，当选总统，只算得上是契力亚科夫政治生涯的新起点。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受前任总统、以及各种遗留问题影响，在第一届任期内，契力亚科夫的表现并不出色，政策以保守为主，与选民的强烈改革愿望南辕北辙，甚至一度遭到俄罗斯民间舆论的强烈质疑。正是如此，在2056年的大选中，契力亚科夫不但承诺将力推国内改革，还在大选开始前策划了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并且以出兵的方式让选民相信，他不但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总统，还是一个强硬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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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2056年初，也就是哈萨克斯坦军事政变爆发前一周，契力亚科夫就离开了莫斯科，秘密前往位于乌拉尔山区的俄军战略指挥中心（留在克里姆林宫的是他的替身），而在军事政变爆发前24小时，契力亚科夫签署了一道绝密令，即在共和国出兵干预，并且与俄军交战的情况下，俄军可以抢先发起战略打击。受该命令影响，军事政变爆发的时候，俄军战略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数百枚弹道导弹随时都能发射升空，数十架战略轰炸机升空待命，数艘战略核潜艇在巴伦支海游弋待机。总而言之，大有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态势。也许正是受此影响，危机关头，共和国的领导人才冷静应对，没有迈出只光重要的一步，使战争延迟了好几年。
毋庸置疑，契力亚科夫是这场明争暗斗的最大受益人。
问题是，作为军人出身的总统，契力亚科夫不可能不知道，他的鲁莽行动已经将俄罗斯推到了共和国的对立面上，共和国没有在2056年出兵哈萨克斯坦，不表示共和国不会在未来拿俄罗斯开刀。因为在印度战争之前，契力亚科夫曾经以特使身份多次访问北京，甚至在北京居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深知“隐忍之道”。在他看来，共和国当局越是隐忍，对俄罗斯的愤恨就越是强烈。日本、印度都是俄罗斯的前车之鉴，共和国决意复仇之日，就是俄罗斯的国难日。
受此影响，再次当选之后，契力亚科夫开始不遗余力的加强军备。
实际上，在此之前，契力亚科夫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望前追溯的话，俄罗斯与美国秘密同盟，也是契力亚科夫的功劳。虽然这很难让人理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一个在伊朗战场上与美军作战、在车臣与美国情报机构交手、在裁军谈判中与美国钩心斗角的政治家，怎么也不可能把美国当成盟友，但是别忘了，在政治家眼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担任安全局首席副局长的时候，契力亚科夫就主张与美国修好，借助美国的力量巩固俄罗斯在亚欧大陆上的地位，从而抗衡正在积极扩张的共和国。
可以说，契力亚科夫能够平步青云，受到数位总统重用，与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关系。
虽然伊朗战争将中俄友好关系推上巅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为了抗衡美国，两个相邻的大国会秘密结盟，但是常言说得好，盛极必衰，巅峰之后就是下坡路。从本质上讲，共和国与俄罗斯能够友好相处，原因只有一个，即面临共同威胁。准确的说，伊朗战争前，面对美国的霸权，共和国与俄罗斯都难以自保，只有积极合作，才能获得一席之地。伊朗战争之后，美国霸权衰落，共和国蒸蒸日上，加上全球性大萧条产生的影响，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自然走到了尽头。
客观的讲，谋变的不是俄罗斯，而是共和国。
虽然在哈萨克斯坦事件之前，共和国并没直接挑衅俄罗斯，甚至在某些关系到两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有所顾忌，比如直到裴承毅上台，共和国都没有吞并蒙古，但是出于本身利益需求，在一些与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上，共和国就没那么客气了。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针对印度的3场战争。要知道，在俄罗斯的全球战略中，印度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棋子，而是俄罗斯最重视的友好国家之一，其地位甚至在共和国之上。可以说，在共和国必须借助印度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大前提下，与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基本层面上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在2015年之后与共和国的国力差距日益悬殊，恐怕俄罗斯早就动手了。
问题是，在2035年之前，能够准确认识到这一点的俄罗斯人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印度战争之前，中俄关系还是以合作为主。更重要的是，受全球性大萧条的影响，俄罗斯还得借助共和国、或者说依靠共和国的庞大国内市场，不然俄罗斯的经济将遭受灭顶之灾。
正是如此，印度战争之后，契力亚科夫才进入了俄罗斯高层决策圈，。
由此可见，契力亚科夫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