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祥认真的理解着陆俊生反应的情况，继续问道：“你刚才指基金会向‘上面’报告，这个上面指的是谁，团中央？还是人行？”
“都报了。”
“哦。”
曾子祥终于与陆俊生结束了这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然后想了一下，就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向一位在人行担当法律顾问的朋友又进行了一个电话咨询。
然后，他才在报告上又增加了一条：邹小达认为自己的投资行为不违规，初步认为这是一种貌似振振有词的诡辩，从法律规范角度上判断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不违规，当年人行委托的审计机构为什么要下达整改通知？如果不违规，青基会负责人看了整改通知，为什么会很紧张？如果不违规，基金会又为什么要上报整改报告？第二，邹小达曾经公开承认人行规定已经废止，就等于同时承认了该规定曾经颁布并效。这也不是说，在人行规定有效期内，邹小达挽起袖子自己下海的所有直接投资已经属于违规，他自己是深明其义的。第三，审计过程中，拒绝提供有关资料，本身就违反了审计法，也表明心虚，知道自己操作违规了。
完善了这个报告，曾子祥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虽然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黑材料”，因为全篇都是对邹小达的批判，可从掌握的情况来看，事实上也真是如此。没办法，作为一个副部级干部，必须讲究实事求是，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第二天，曾子祥亲自将自己撰写的报告交到了团中央第一书记手里。
第一书记让曾子祥坐下喝茶，然后认真的看起报告来，对他的这些分析甚为赞赏。由于对青基会的情况大家基本上都有所了解，只是缺乏一些事实上的说明罢了。所以，第一书记对结果也不用作什么疑惑，但他提出了一点，“现在有几家报纸的记者在为邹小达辩解，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又怎么处理？”
曾子祥对此倒是一笑，“书记，记者都是高智商的人士，他们对事实真相其实比我们估计还要知道得早，只是出现这样一些文章，让我有一个感慨。”
见曾子祥稍停，第一书记问道：“什么感慨？不妨直说。”
“新闻记者难免良莠不齐。”
“哦？你是说有些记者是……？”
曾子祥心照不宣的点头，道：“大量的事实证明，邹小达的私下投资是违规的，所以他一定心虚；因为心虚，邹小达一定不敢跟从一开始就真实报道的报社打官司；海外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邹小达也是一律不敢接受，他只能利用内地少数傻乎乎的记者发发文章、无力的申辩，企图为自己涂脂抹粉，想蒙混过关……可是，违规虚假、不清不楚的东西怎么狡辩也没用，不合法就是不合法，违规就是违规。”
他不仅这样说，似乎还早有准备，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几份报纸，并递了过去，“您看看这几篇文章，我们如果仔细阅读邹小达对内地记者发表的谈话，就不难发现漏洞。”
第一书记一边翻看报纸上的那几遍让曾子祥作上标记的文章，一边道：“你说说你的看法？”
曾子祥喝了一口茶，道：“比如，邹小达对香港记者说：十多年来，人们尊称我是慈善家。可内地报道一出，人们大感意外，怎么慈善家就变了味，成了下海经商的投资家了？而且是一个坑掉了不少善款的失败投资家，人们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那种愤怒可以想象……这是我们的尴尬和无奈，在国内只有做投资家，才能当慈善家，否则慈善机构的家就无法养家糊口……让“慈善家”去做“投资家”本已很无奈；这个“投资家”还必须万无一失，更是过分苛求。书记，这一段话，其实漏洞百出、苍白无力。”
第一书记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有些异样的看着曾子祥，“曾书记不妨说得透彻一点。”
曾子祥点头，道：“我用一个普通捐款人的身份来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想到这么几点：第一，邹小达怎么能算慈善家？真正的慈善家是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赚取利润，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拿出来捐给慈善事业的人。邹小达不过是受万千捐款人之托，代管希望工程工作的秘书长。他能把捐款人的钱拿去投资么，有没有这个权力？第二，邹小达的投资黑箱作业那么多年，内地报纸一披露，邹小达的“角色”当然变换快。既然邹小达承认“人们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那种愤怒可以想象”，那么报纸的揭露报道是不是说对了，人们的愤怒和抨击，情理之中嘛！第三，谁授权、谁逼迫邹小达去做投资家了？……”
第一书记听得直点头，“你说得有道理，继续。”
曾子祥的话还真没完，“你看，邹小达对香港的一名记者说：在国内……投资活动只遵循一般的市场规则，并不会因为你拿的是善款就给你单独订一条规则。相反，对基金会投资还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如“购买股票不得超过所投资企业百分之二十”，“基金会不得直接经营企业”等。就是说，既要你去搞投资，又不让你参加管理，这就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