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书友说，对《边戎》一书中描写到“民主”很不习惯，我每次看到都很纳闷，我什么时候写到所谓的民主制度了？下面就一些书友在QQ群中所提到的问题进行回答。其中在元部民会议这个问题上我将尽量用《边戎》已有的内容进行回答，避免过度阐释。
书友旺旺：里面不是有个华表坛嘛？你有意无意在往这方面写。
阿菩：华表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产物，不过秦以后作用受到削弱，即被三晋法家入秦以后建立的层级行政体系以及由以叔孙通等为代表的部分汉初儒生所完善的严格的尊卑礼法体系所削弱，先秦诸家的那种独立精神、民本精神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到了清朝以后，华表更只是成为一个摆设。不过《边戎》不是发生在强悍的清朝，而是发生在伟大的宋朝，且书中的汉部是从蛮荒地区发展起来的，这种过分变态的尊卑体系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成长土壤，在这个特定环境下，加上有一部分人自觉地要恢复中国古代的民本精神，我个人觉得出现华表这东西并不奇怪。至少，是有可能出现的。
书友旺旺：还有那个元部民会议之类的，都有这方面（民主）的影子。
阿菩：华表坛的精神是民本精神，元国民议会的形式也不是民主代议制，这一切与所谓的“民主”（尤其是近代西方意义的民主）未必有关。
请大家回忆一下元部民会议（也就是后来的元国民会议）的形成。边戎里的政治制度，是从宋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还不是从宋朝的内部，而是从北宋末年的边远蛮荒之地开始发展。汉部进入蛮荒之地后，其制度也受到了原始部落的影响，那就是篝火论事制度。翻开有关金朝的史料就可以知道，女真等部族在早期，通常都是一个部族的人围着篝火商议、决定族中大事，当然，篝火会议的发言与决断未必是每个参加者都平等的，而是其中的强者更有话语权，也更容易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类似的这种制度不但在女真，也在许多原始部族中普遍存在。
汉部早期的制度，也有些类似但不完全是篝火群议制度。最高的决策层（即狄喻与七兄弟等人）拥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在汉部只有几百人、一千多人的时候，所有部民也都有权与闻部中大事和发表意见，这在书中应该是有所体现的。
女真的这个制度是在接触汉文化后才改变的，因为女真毕竟是浅演之族，所以一接触到比它发达得多的辽、宋制度后很容易就整个儿改版了——这是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了。野蛮民族在文明化的过程中，因为自身的认知力和文化自信心不足，通常都是不仅接受先进文明的好处，连同先进文明的坏处也一并承继。（我们今天不也这样吗？一些人追逐西方制度时也是无差别地、不分好坏地追逐啊。）
女真人没文化，在汉化的过程中只能近乎无保留地接受大宋知识分子的话语模式，像大宋、大明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其知识分子所讨论的政治制度又会分为许多派别，野蛮民族在进化过程中通常又只能接受他们最能理解的那个派别——而这个派别通常又都是比较保守甚至僵死了的一派。辽之学唐宋、金之学辽宋，不都如此么？后世清之继明更是如此。
金与清的进入中原，其实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他们将关外的野蛮制度带进关内来（如金的猛安谋克制度和满清的圈地），因为这种制度注定了难以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金、清所带来的危害，最突出的一点其实体现在他们以自己的“野蛮视角”对中原文化进行“选择”这一点上。
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完全是优秀的、良性的，其中都会有恶性因子的存在，华夏文明亦然。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如何选优汰劣，是任何一个文明都必须面对的关键性课题。而华夏文明的几次政权沦陷所产生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选优汰劣”这一权力由一帮才刚刚进入文明社会边缘的蛮族来执行。客观一点来说，可怜的女真人和可怜的满人未必是完全出于坏心来进行这一选择的，只是他们的文化底子实在薄弱得可怜，所以他们所做出的选择通常都是最适合他们本族的进步而不是符合整个华夏文明的进步。（打个比方，中原知识分子中，有人是大学水平有人是中学水平有人是小学水平，结果幼儿园水平的女真人来了以后发现和小学水平的汉人最有共同语言，于是就把大家都拉去重新由小学读起了……）在这个过程中，对野蛮民族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对整个华夏文化来说却是一种倒退。
和阿骨打等女真豪强不同，汉部中的文化精英却有能力对大宋最精深的制度分歧问题进行审慎的辨析和选择，因为他们中的若干人——以杨应麒陈正汇（以及陈正汇背后的陈瓘等人）为代表——都有着相当的文化修养，而且本来就出自大宋，深知宋制的利弊，所以反而不会在接触大宋之后就近乎盲目地接受辽、宋的制度，在一些制度上甚至比女真变化得更慢一些。（其中最突出的两点就是自觉保留尚武精神，以及对单一巨头权力无限扩张的抵制）。
之后汉部逐渐壮大，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南下辽南后汉部的人口急剧膨胀，那种全部部民聚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