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的市民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考的不止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信念，还在考验他们的忍耐力以及对汉廷这个新政权的信心。
燕京方面迟迟没有传来关于战争胜败的战报，没有告捷，也没有求援，只是像例行公事一样向中枢告知汉军侦察到的云中军队动态，看来杨开远和宗翰之间的相持状态还在继续。而南方战场的变化反而很多。
河北平原一马平川，虽有黄河作为阻隔，但这条大河对胡马的限制效果显然没有长江那样明显。曹广弼主营所在的大名府更是没有天险可言，当初曹广弼选择这里作为指挥中心，主要是由于当时汉军主攻，大名府交通便利，经济又较为发达，对养军较为有利。但现在进攻的主动权转移到宗弼手上，大名府就变得让人难以信赖。正月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支大概五百人的骑兵出乎双方意料地突至南皮。这支骑兵所取得的战果不但曹广弼没料到，连宗弼也没想到。虽然这支骑兵很快就由于后援不至而撤退，但南皮属于沧州，和塘南之间可以说是朝发夕至！兵火烧到了南皮后，塘沽市民开始对黄河防御线的安全性产生强烈的怀疑。
其实，黄河沿线的防御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算难得了，但这道防御线毕竟太长，河北平原向南的方向又不一个良好的防御地理，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要做到绝无疏漏实属苛求。这次金军一部突至南皮实属百密一疏，但曹广弼对此仍然有些自责，并因此上表请罪。
折允武接到曹广弼的谢罪表之后连忙回书，表达了中枢对曹广弼的绝对信任，安抚军心。
但一些驻京元国民代表叫嚷了起来：“得赶快增兵啊！”因为他们感到金军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会发出这样叫嚷的元国民代表，都是军方代表以外的人，这些人不知军情，但这种提议却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增兵？往哪里找兵去‘增’呢？”知道汉廷如今已是坑多萝卜少的杨应麒，听到这些叫嚷以后也唯有苦笑，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出口的，若是公开表示汉廷已无多余的兵力可以派遣，只会让那些不知就里的人对汉政府越发失去信心，所以杨应麒只能死顶，遇到这些元国民代表的质疑总是以军事机密来回应。
幸好，元国民代表内部也不全都是不懂军事的人，元国民驻京常务代表中“大司马分院”的十五个驻京军方代表，个个都是从战场上爬回来的，而且作为军方的代表，他们也更加清楚汉廷的军事处境，对于那些关于增兵的叫嚷他们不以为然。元国民会议对军队的监督和干涉主要是通过大司马分院进行，所以这批人不为舆论所动，那些不知军情者的叫嚣便无法直接影响到军方的决策。
不过，塘沽民众的情绪却并不是控制在大司马分院众代表的手里，大部分小市民更信任那些亲民的代表，比如商人的代表和文人的代表——这些人和小市民的联系，比起军方代表来说显然更紧密些。
商人代表大多怕死，更怕战争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他们希望汉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一条绝对安全的商道；文人代表则个个口头勇敢，而且一些没上过战场的文人偏偏又最喜欢谈论兵事，一些人读过一点《孙子兵法》后就觉得自己也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不断地要求政府和枢密院向他们交代更加详细的军情。
这两类人在元国民驻京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其实也不是很大，但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的活动却显得非常引人瞩目，大多数士民的视线都被他们牵引，甚至连情绪也被他们调动起来。
“杨相，应该镇镇他们了，不能再让他们这样闹下去了！”大臣中最有将军气质的郭浩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扰乱人心！”
几个副总理大臣都盯着杨应麒，要看他怎么决断。杨应麒这时也好生为难，如果他启动战时机制，是可以合法地让这些代表闭上嘴的，但他却还不想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于是他摇了摇头，决定先让陈显和韩昉分别派人去联系这些代表，希望他们能顾全大局。
杨应麒这个决定显然不是强硬的决定，甚至显得有些软弱，那些活跃着的代表有的在得到暗示之后态度便转向平和，但大部分仍然继续散发他们的言论，甚至因杨应麒的妥协而变本加厉。
“这些人是不是宗翰、宗弼的奸细啊！”郭浩愤愤道：“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只会便宜了敌人么！”
站在政府负责人的立场上，杨应麒也觉得这些人很讨厌，但他还是道：“他们对我们的怀疑，代表的正是塘沽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实际上，连我们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没把握，对么？我们大家都在赌身家性命，虽然万众一心会让我们胜利的希望更大些，但……但一些人因为忧虑而产生一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郭浩道：“话虽如此，但既然我们已知道他们这样做只会坏事，便不能纵容他们！”
杨应麒道：“你想怎么样？强行让他们闭嘴？还是把这些人关起来？那只会让塘沽变得没有声音，并不能消解民众心里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