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社会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首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朱元璋能推翻元蒙的外族残暴统治，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元末朱元璋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这类的局面。”江大帅的声音掷地有声。
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当前革命党人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的革命党人还没有注意。
当时之世没有人认为农民有革命的能力。
这次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江大帅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
“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
江大帅设问，没有人能回答。
“革命应该为了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革命是为了常德周围90%以上的人民，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买办的压迫更严重、更残酷。”江大帅激动的说：“我认为这才是革命根本的真理。”
毫不奇怪，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出生，家境最贫寒的也不是农民，江大帅的话对他们的震惊实在太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江大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描绘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使一部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江大帅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买办只是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占有优势，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
江大帅进一步论证，“买办总是追随军阀，而军阀又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换句话说，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
江大帅大胆地提出：“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能即时破坏军阀政府之政治地位。”
他终于说出了他在上海就有了的对劳工运动力量的怀疑。
江大帅继续评论道：“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最能战斗。”
江大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然若无农民从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
“依靠农民的太平天国不也失败了吗？”有人提出问题。
“那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失败！”江大帅情绪激昂的说：“中国革命还需要一个《世界英雄豪杰传》里那样的伟人，需要一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种结束乱世的伟人。显然，洪秀全和杨秀清不是。”
江大帅马不停蹄，跟着又参加了洗心所召开工学联合会成立大会。有染织、理发、缝纫、织袜、印刷、木业、石业、箩业、棕绳、烟业等十几个工会及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市党部、农村教育社、雪耻会、平民中学、省立二师、省立二中、湘西艺术师范、翰文中学、自强女校、县立女高、隽新中学等十几个团体参加。
工学联合会会址设在常德学生联合会办公处。工学联合会的基本宗旨是：工人、学生共同组织起来，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斗争，以求民族的生存和各界群众的自救。
常德地委成立后，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积极筹建领导的行业工会。第八师保卫常德的战争胜利，使工人群众进一步看到团结的力量，对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更加信赖，原先心存疑虑的工人纷纷踊跃加入工会。同时，各行业工会在斗争实践中，产生了统一起来的迫切愿望。
常德地委因势利导，成立常德县总工会筹备处，常德地委工运部长颜南山任筹备处主任，年轻的码头工人、箩业工会筹备处主任文恒益任副主任。筹备处成立后，积极在各行业建立工会组织，党团组织也积极发展工人党、团员，建立行业党、团支部。
江大帅在书房，听着杨文君的工作报告，全是关于****和工运，竟然没有一个农运，眉头就皱起来了。
一次会议，一切都变了样，但热闹了一下又都恢复如常。一次会议并不能就此动摇社会党原来的政治模式，城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依然是党员干部工作重心。
杨文君不解，如此大好的局面，江大帅为什么还皱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