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制已经实行多时了，各家各户不论做任何事，都呈现了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家有的东西那一家也一定要有，暂时没有的，也一定要创造条件跟上人家，好象是哪一家如果落后了，就显得十分的无能，掉底子得很一样。比如说这养蚕吧，更不同于其它的事情。这时各家各户都在养蚕，家家户户都比着养，这里各家各户都种了桑树，都有自己大片的桑园。实行责任制后，上级并不是象抓种田一样的方法来抓养蚕。如今种田，政府几乎不管什么了，完全是一种自发式的自主行为，那只不过是农技部门及时发布一些农作物的病虫情报，推销一些优良品种之类的事就可以了。但养蚕就不同，养蚕还象是计划经济时那一样地抓，上级按照各家各户的人口数，和所得土地的比例计算任务，统一分配了硬性指标，不养蚕的农户就要罚款。因为养蚕是这个地区的传统生产项目，也是当地群众增收的主要来源，这时各家各户都要按时完成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税费任务，而且这些任务一直在逐年增加，如果不督促群众增加收入，那些任务怎么能完成。还有县里也办了一个大型的缫丝厂，这个厂的经济效益很好，它是县里的一家重点税源单位，并养活了数千名工人，它的社会效益也很不错。
每逢春秋两季的养蚕时段，小组里热闹得很，各农户也忙得很，白天忙，晚上更忙。白天大家都忙于各种农活，主要的事是饲养蚕姑娘，晚上则是照看桑叶，防止别人偷盗。这时的农户由于养的蚕多，缺少桑叶的农户也比较普遍，那些有劳动力的农户没有办法就到野外去采摘野生桑叶。大别山的山上到处都有野生的桑叶，大家都叫它“皮桑叶”。而一些劳动力不足的家庭，只有夜晚到别人的桑园里去偷，这偷桑叶的，在这里有一种怪现象，叫做偷桑叶不为贼，他不仅不会遭到上级的处罚，而且旁人若知道是哪一个人偷的，也不会去举报，那偷桑叶的人若是被主人查出来了，只是觉得自己脸上无光，毕竟大家还是痛恨这种行为的，起码这是损人利己的表现。由于这是政府压任务的原因所致，不然这里自古只有偷书不为贼，没有偷桑叶不为贼的说法，而且现在偷书并不一定不是贼，如果有人偷了书店里卖的书，他还是会被抓的，照样会按照盗窃的行为进行处罚的。
且说这夜晚家家户户都有人看桑叶，夜晚也如同白天一样，那男的女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人，说笑的，唱曲儿的如同闹市，哪里越是热闹，哪里就更安全，偷桑叶的人就是敢来冒险。虽说偷叶不是贼，若是被人家现场抓住了，那么黑夜里他的皮肉就要受苦，他就要遭到人家的一顿痛打，打了一阵过后，对方都不会用手电光照，免得暴露了面目，日后不好相见。如果谁家的桑叶被偷去了，偷者没有被当场捉住。被偷的农户就恶气难消，只有痛骂一顿，泛泛地骂，毫无目的地骂他一通算了。
这一天晚上于熟权家里的桑叶被别人偷去了，文玉兰照样去骂了一通，然后气呼呼地跑到家里坐着，这时她越想越气，忽然她猛地想到这一件事，可以嫁祸到杨晓燕的头上，那个小妖精我早就想整整她，她帮助别人挖走了我们家的钱，这口气不能不出，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她的什么岔子，现在有了，她添油加醋地向于熟权说，桑叶是儿媳杨晓燕偷去的，她有三条理由可以证明，一是晓燕家里存有许多桑叶，德长不在家，家里没劳力去摘，不可能有库存的桑叶。二是她刚才叫骂时晓燕气鼓鼓的，之后就跑进了屋里再也不敢出来了。三是她刚才看到有少数桑叶从桑园地里一直撒到了晓燕的门前。因此那桑叶定是晓燕偷去的无疑。
于熟权对文玉兰的话将信将疑，他说：“晓燕若是想偷桑叶，也不会偷我们家的，况且她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文玉兰怒道：“蠢货，她家里没有桑叶了，蚕儿饿得慌，不偷怎么办，能眼看蚕儿饿死吗，饿死了就前功尽弃，一点收入也没有了，还丢人。要偷只有偷我家的，她知道你不会把她怎么样，还会护着她的，偷别人的她敢吗，不怕当场捉住了，被别人打她个半死。”
于熟权听文玉兰分析的，也确实有道理。便答应道：“她若是干了那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绝对不会护着她的，我一样会去教育她，她既然知道自己是我的儿媳妇，需要什么只能当面找我们要，不能在暗地里去偷。不过这只是你的猜测，没有真凭实据，我就管不着了。”
文玉兰见丈夫几乎被自己说动了，只是用没有证据来推脱，这好办，她直接跑到晓燕的家里大骂一通，硬说晓燕偷了她的桑叶。
杨晓燕虽说是一个让事的人，但涉及到这顾及脸面的大事，也不能含糊了，遂与文玉兰争辩起来，文玉兰气势汹汹地向晓燕动起手来。晓燕想到她是长辈不敢还手，便跑了出去。
文玉兰见事情已经办得基本成功了，便急急忙忙地跑回家里，半路上她将自己的衣服撕开，头发搞得松松散散的，指着于熟权的鼻子尖上骂道：“你看啦，你的儿媳妇做贼偷了我家的桑叶，还打人啦，我这头发被她抓了，这衣服也被她撕了，她还说桑叶就是他偷的，偷了能把她怎么样，她还说就是要偷我们家的，看我能把她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