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耻辱，被称为“国中之国”，宗主国丧失了对此地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汉口、天津、九江、广州、镇江、厦门英租界。这些在华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
日本在中国形成5个租界，分别为天津、重庆、汉口、苏州、杭州。法国也有汉口、上海等租界，美国本有上海虹口租界，后来与英国合并，并入公共租界。俄国、德国本也有，但都因各自国家处于变故中而逐渐丧失了租界权。张汉卿曾在中学历史上学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名言，从那时起就对租界怀有极强烈的愤慨。
奉系及人民党控制了中国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得到抑制，现在，是考虑到驱逐这一停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的时候了。在张汉卿的决心下，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以气势磅礴的勇气在元旦之初发出了“收回租界、关税自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呐喊，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为之一振，衷心拥护之一举措。北京、天津、沈阳、汉口、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游行，以示声援。
日本在之前与人民军/奉军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几乎丧失了在东北除关东州、南满铁路外的全部利益。重要的胶济铁路在人民军的压力下也于民国12年交回，因此始终憋了一口气。因为北方人民军实在强大，东北又是奉系根本利益所在，武力已经证明为不可行，因此转换了侵略手法。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它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
人民军挺进上海后，美英日法各国公使纷纷探询民国政府的态度，并定立同盟。当此之时，各方代理人纷纷上场，不同的是，英美等国选择了较为“文明”、也较于为张汉卿所接受的“贸易开放”的立场----鼓吹上海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上海的繁荣与稳定。只是其提出有损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所谓“取缔重工法案”）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坚决反对，因此英国决定于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上单独通过，这引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
日本在同期也有行动。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惨案发生，张汉卿在愤怒之余，自悔地想到：自己将英帝国主义想得太简单了！本来只是将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不料英国仍与日本为一丘之貉！民国政府成立十几年，人民军在自己麾下也拥有百万之师（建设兵团均是后备役军人，仍然有统一的编制和指挥系统），怎能再让国人受此侮辱与欺凌！若是如此，他和史上的这些军阀有何区别！亏自己在异时空还信誓旦旦地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拼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毛伟人可从来都是不妥协的，结果却得到了人心，稳坐了天下。拼着自己再被打回东北去，也要奋起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