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董教授动身来晋察冀之前，他同夫人就商量好，故意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须寻找云云。
董先生离家之后，不少亲友闻讯后纷纷到他家探问。董夫人总是一面啼哭，一面将丈夫留下的字条拿出来给人看。因为董教授以往研究佛学，所以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了。
不久，董先生的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他们当场宣布董教授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
后来他的好友王西徴、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董夫人又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当晋察冀边区首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开幕的时候，到会参议员288人，他们来自晋察冀各地和游击区、敌占区。其中由北平和保定地下组织和交通站护送的参会人员，全部按时到达出席大会，董先生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杨棒子呢作为武装护送队的，就参加了这么一次行动，回来后呢，说啥也不干了，他那意思老子是带兵打仗的，瞅着炮楼子手就痒痒，还不让上手，就带一帮子戴眼镜的穿长衫的赶路。没劲！
他哪知道这帮子穿长衫戴眼镜的对我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差一些段落举几个例子说说这条交通线前后都送过啥人物！
比如董教授的老友王西徵教授。早在南京大学就读期间就参加了五卅运动。带领学生抓捕了镇压学生运动的江苏省警务处长王桂林，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后与陶行知新教育评论社编发《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周刊，提倡教育革命。
继而在北平师范学校任校长、北平孔德学校任中学部主任。1929年至1930年协助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并任安徽公学教导主任，从事教育革命实践。
1930年在沈阳张作霖帅府任张学思（张作霖之四子）的家庭教师，是张学思同志参加革命的启蒙人（张学思参加革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主授国文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课程。
王西徵早在五卅运动时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从30年代起。他和全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84号，在庭院的天棚下经常举办昆曲曲会，以咏唱昆曲作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抗战前，王西徵在阮慕韩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属中央特科，瞧见没！我党的地下工作老前辈！
此后阮慕韩去了抗日根据地，王西徵遂与党失去联系。城工委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决定接他来根据地。1942年底，北方局派戈原进入北平。到王西徵教授家，秘密接他到满城交通站。一分区的杨司令员设宴欢迎。
王西徵教授到晋察冀边区后，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文章《望眼欲穿的北平市民》，引起强烈影响。此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实业庭长，张家口解放后任察哈尔省政府秘书长；全国解放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任参事室主任。
王西徵教授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半年之后，即1943年6月底，经他本人同意，保定交通站又安排接他的夫人和子女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安捷通过王西徵的好友何万生去通知王西徵夫人。
据后来王西徵女儿回忆，那时天气热，加上紧张的奔波，何万生先生汗水顺着袖口流到手背上，往下直嘀嗒。
何万生仔细地交代了行动路线：先乘火车到保定，下了火车碰到熟人千万不要讲话，然后分乘两辆三轮车到郊区的蛮子营，千万不要误进附近的水碾头村；炮楼上如果有日伪军下来盘问，就说是到舅舅家收地租子。
蛮子营村口有个拿芭蕉扇的老头，直用毛巾擦眼睛，老头问：“你们来啦？”就跟他进村。
第二天是6月28日，王西徵夫人催着孩子们早早起床，她身穿蓝布大褂，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挎着几个小包袱，就匆匆启程了。她们家里养了个小狗名叫“丁丁”，看家护院很是忠实，临走前把它送给别人家，吓得小狗拉出屎撅来，真可怜。
王西徵家人按指定路线到保定下火车，坐三轮车到蛮子营村口。保定站的在那里安排了交通员拿着芭蕉扇坐在村口等候，领她们进了村。这天晚上几度为她们换住处，登梯子、爬墙头转移，为的是不让敌人发现。
在蛮子营住了几天，就开始80里的夜行军。有我党的武工队员一路护送，还派老乡背着四岁的小女儿。她们冒着蒙蒙细雨，在漆黑的夜晚冲过敌人的封锁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终于到达周庄。
张书记和安捷一同接应她们，还领她们去见了杨司令员，杨司令一见面就抱起小姑娘，非常热情。在周庄休息几天，又开始了五天的行军，到了边区政府所在地阜平县南湾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