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说呢,只要问心无愧,这世界上总还是有不泯灭了良心的人,这个参谋在审查基本快结束的时候,终于偷偷地告诉杨棒子,就是他曾经在东山梁上捆过他的那个副政委,搜集的材料去北方局告的他的状!
这个副政委也是个老资格了,也是苏区搞过肃反的人,据说杀人如麻,手下没死过几百的干部战士,也被他活埋过上百!
此人的顶头上级,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当年富田事件的一手制造者,两百多排以上职务的红军干部,包括军长在内,被集体以投敌等罪名杀害了,这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
当然很长时间里,这批当年手握红军干部战士生杀大权的政治干部,都被下放到地方和部队里挂职了,毕竟大规模的清洗对整个队伍的壮大不利。
可1941年年底,当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后,中央决定要精兵简政的时候,又有人跳出来,提出要肃清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要保持革命队伍的纯净,结果,被冷落了很长时间的搞内部斗争的高手们,又披挂上阵了。
这帮人的那个最高头头,就是康某人,此人一直到文革都做的是这类见不得阳光的勾当。
康某人的弟子被羞辱了,自然不能罢休,整材料搞臭搞倒一个人,是这伙人最擅长的事情,由于还是从中央一级下来的,连北方局也得让他三分,所以杨棒子他们面临比国民党的调查组还要危险的境地。
杨棒子还真就错怪了刘大屁股了,他以为是这小子心眼小,背后踹的他呢,没想到现在就是连刘大屁股也靠边站了!另一个调查组正在军营镇审查老三团和六分区的一大批干部战士呢!
此时在其他根据地也都有类似的调查和审查发生着进行着,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都是在为1942年将来开启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风暴做着前期的准备,这就是后来被统称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次党内有着显著位置的思想变革。
所以前面说过,1941年对于整个抗战来说是个很敏感的年份,同样对于我党和我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都在为一次思想和灵魂上的震荡,积淀着开启风暴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