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雁北地区，是以雁门关为地域划分出的，主要包括山西省的灵丘县、广灵县、浑源县，是山西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Du00.coM在山西省政协所编写的《山西县城沦陷及光复概况》一文中，灵丘县于1937年9月20日沦陷，广灵县于1937年9月13日沦陷，浑源县于1937年9月16日沦陷。所以杨成武带领独立团到雁北地区时，这些地方已经属日伪统治区。
从雁北地区往东，也都是日伪统治区。雁北的东北方向是河北省蔚县，当时叫“察南”，察哈尔省的南部地区；雁北的东边是河北省涞源县、涞水县、易县，当年的称呼叫“冀西地区”，是河北省最贫穷的地区。
独立团当年的抗战策略，无非是“扎根雁北，进入察南、冀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看到这里，问题出来了：你八路军为什么当年非要另搞一套，到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在阎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加抗战呢？你这不是明摆着另有企图吗？
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两个地区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时期，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史也持极端化观点。中国大陆上，宣传抗战只谈共产党，不提国民党；台湾何尝不是如此，谈抗战，唯一只有国民党，共产党只顾发展自己，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直到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正式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定了调子：“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抗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这些年来，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和海外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基本上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台湾历史学者，从党派立场出发，拼命贬低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作用和战果，极力夸大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和战果。也有一些学者。采取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评价国共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我上文中引用的台湾历史学家郑浪平对平型关一战的评价，就明显贬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作用和战果。他文中“在半天的战斗中，全歼了这支总数在五百人以内。以后勤支持为主的日军部队，仅抓到俘虏一人（后来还是让他逃脱了），俘获步枪两百支而已”就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瞪着眼睛说瞎话”。郑某说：“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迄今为止，在大陆的报刊书籍历史文献中，从未见到过任何一份史料中记载着“当时八路军的战报夸张战果，说成林彪一一五师与日军万余人作战，击毙日军四千余人”。不知郑某的引文出自何处？如果没有出处，是不是与“栽赃”无异？最后。郑某将八路军开辟敌后根据地，说成是：“林彪的部队就此脱离战场与指挥，转进太行山北部，开始建立游击基地，去全力发展共军的实力了”。这也是国民党自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以来的一直观点。这部分国民党的最大心愿，是改编成八路军的共产党部队，最好在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会战、忻口会战、太原会战中把自己拼光、拼净，一个不剩，完成国民党十年剿共未能达到的目的，这才是最好的结局。
站在某一党的立场上，对另一党、另一军有成见。看不上眼，屡屡痛斥，我认为这很正常，只是政治见解不同而已。但你要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不能歪曲历史事实。人为的去歪曲历史事实，就属于道德的问题。你说的话就属于撒谎，没有人信了。今天中国大陆的许多公权力机关严重缺乏公信力，说话老百姓不信，就是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道德品质出了问题。同样，站在一党一派的立场上去评价历史。就会无视历史现实，歪曲历史原貌。这样的历史学家，貌似公正，骗那些头脑不清楚和有政治偏见的人容易，但一经被看穿，就会为人所不齿。
每一件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找到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
1937年8月，轻松击败宋哲元29军的日本军队，北上占领张家口、宣化。驻守张家口、宣化的29军刘汝明部同老上司宋哲元一样，为保存实力不占而退。紧急奔驰去救援的晋军61军迟到一步，张家口已沦陷日军之手。
阎锡山派自己的山西部队61军去驰援，是想把战争阻挡在山西省之外，河北省境内。可惜晚了一步，于是，阎锡山制订“大同会战”计划，打算与进攻山西的日军在大同决一死战。凭借能征善战的晋绥军、西北军，还有国民党军的支援，阎锡山以十多万对日军2万，不愁打不垮日本军队。
此时，发生了一件人所皆知的历史故事。阎百川先生和蒋志清先生都是早年留学日本，对日本并无太大的恶感。1936年，现任日军第五师团长的坂垣先生借着参拜五台山，接着到太原来拜访阎先生，一路详细考察河北至山西的地理地形。所以眼下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山西，走的完全是一年前坂垣先生拜访阎先生的老路。你阎先生难道想不到吗？
开战在即，阎先生身边有人问他：“不打不行吗？”
据说阎先生想了想，说：“不行，非打不可。共产党已经到了山西，我再不打，他们要骂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