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名嘴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过：历史学研究的是“尘埃落定”，当事人都不在了，当事人的子女也都不在了，你可以用理性的头脑，而不加进感情色彩去研究这段历史才行。Du00.coM周教授还说：研究“尘埃飞扬”现象的，是社会学。
所以，目前研究晋察冀史，为时尚早，因为许多当事人的子女还都活着，这些人一定会带着感情色彩看当年的问题。我的本意，不想同任何历史人物过不去，翻他们的老底，而只是为了准确还原那一段晋察冀战争年代的历史原貌。
以前的几篇故事讲过之后，如“抽丝剥茧”之后的“图穷匕见”，朱遵斌一案的实质也显露出来。所谓实质，包含有三层意思：一、百团大战是陈正湘离开一分区、杨成武亲自指挥的第一次战役，杨司令非要打胜此战不可；二、涞灵战役中的一团不给力，表现不佳，直接影响到战绩不佳，这是朱遵斌被撤职的主要原因；三、1940年底一团领导班子的更换，实际上是从“陈正湘班子”更换到了“杨成武班子”。
1945年延安召开“七大”。“七大”的晋察冀代表团会议上，参会的晋察冀代表对聂荣臻群起攻之，发动大批判，口吻之尖锐，聂荣臻亲自介绍入党的纪亭榭不由得跳起身来，与攻击聂荣臻的干部们面对面大吵起来。
攻击聂荣臻的众多口实，其中一个就是朱遵斌问题。
朱遵斌致使聂荣臻不高兴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反顽战斗结束后，晋察冀部队撤回来之前，八路军总部首长要做总结。看当年一团的营教导员回忆：“朱总司令表扬了我们参战部队，可是刘师长就很严格的批评我们部队纪律不严”。
下面还有：“刚过正太路，敌铁甲车来了，天已大亮，我们边走边打。还好没有伤亡，只是把我骑的马惊跑了，干粮衣被全丢了。部队回到平山休整几天，聂司令员召开营以上党员干部大会。总结南征，严格批评干部中的错误和缺点，印象深刻的是丢了文件箱。没有召开过清查战利品和款项的会议。”
聂总一向比较注意总部朱、彭、刘、邓几位老总对晋察冀的评价。批评一团，也就是批评了他聂荣臻。而部队管理中出了纪律松懈、作风疲沓的问题，团政委的责任是主要的。所以聂老总对朱遵斌印象不佳。战后，一团还没有回到一分区，聂老总对一团政委朱遵斌的批评已经到了杨成武那里。
第二次，就是朱遵斌1942年在晋察冀军区高干会议上的“掀桌子”事件。朱遵斌修养不够，丘八脾气，匹夫之勇。点火就着，不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做不到“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境界，所以事后吃亏，是必然的。换了修养极好的陈正湘和老谋深算的杨成武。都不会做到当众“掀桌子”的那一步。
以后，当我看了更多的有关材料之后，我才发现杨成武比起聂荣臻，有更充足的对朱遵斌表示不满。其主要原因，主要产生于涞灵战役中一团的表现。更重要的，这原因也涉及到一个关键性人物陈正湘。
陈正湘，湖南新化人。祖上是念书人，因抽大烟、赌钱，把家业败了，沦为穷人。因为贫穷，陈正湘15岁当兵，在唐生智的部队里。他在一分区时。常往卫生部跑，因为看上了学生出身的女医生康捷。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勤跑，曾对康捷的上司卢星文解释说，他最初一当兵，就是卫生兵。那时叫“看护兵”，所以对看护有感情。逗得卢星文身边的小看护兵李英武咯咯地笑着说：“明明是来看康医生的，直说不就得了呗，陈团长可真会找理由……”。
1939年11月初，涞源县雁宿崖战斗打响的之前，杨成武、赵志珍结婚的一年之后，陈正湘与康捷在一分区结婚。同一时期结婚的还有罗元发，不过他是在抗大二分校结的婚。几天后的黄土岭战斗的同一时间，杨成武的长女杨易在一分区卫生部的水泉村休养所出生。
震惊中外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之前，1939年8-9月，一分区还发生了一件机构变动的大事，这就是在军分区之下、各团之上，成立了一级叫做“支队”的军事机构。身经百战的红军老资格团长陈正湘与土匪司令赵玉昆同时被任命为一分区下设的两个支队的支队司令。说是一支队司令员陈正湘指挥了黄土岭战斗，而不是杨成武直接指挥战斗，主要根据由此而来。
一支队下辖两个主力团，一团和三团。一团团长陈正湘兼任一支队司令员、三团团政委袁升平兼任一支队政委。原一团团政委王道邦调走，担任赵玉昆五支队政委。王道邦走后，经陈正湘提名，原一团总支书记朱遵斌接任一团团政委。我想，把朱遵斌看作是陈正湘的人，应该与此有关吧？
如果不带感情色彩的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会问：成立支队这一级指挥机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安置陈正湘和赵玉昆吗？赵玉昆是土匪司令，安抚一下可以。但陈正湘的资历、功劳和能力为什么不能当一分区副司令呢？
陈正湘1930年参加红军，但因为已经在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