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些话是谁说的？咱不去管他，总之，说的都在理，的确是那么回事。
咱们前面讲的“抗大干部”、“游杂干部”、“教导队干部”等等，都是当年流传的一种习惯性称谓，杨成武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重谈当年的这些称谓，说明这些习惯性称谓的影响深远。
但这些称谓是不是代表了当年的一个个小山头？不是，这只是说明一些干部的出身背景，不具有小山头的特征。抗战时期，这些干部只有依附于“红军干部”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更何况，“游杂干部”本身就带有贬义。
但实事求是地说，八路军里确实有“帮派团伙”，即“山头”的存在，这是毫无疑义的。带有封建性质和色彩的中国，“帮派”绝对是中国的特色。
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走到哪里，就会把这个“帮派”现象带到哪里。所以，凡有中国人的地方，不管你是**还是国民党，帮派团伙是免不了的。关键是你加入不加入，或者加入到哪一帮？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曾提出“君子不党”的超脱想法，但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这个脱离实际的思想很难实行。所以气得孔老夫子说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样无奈的话来，差点出国做了访问学者。
自古以来，从过去的农民起义军到红军、八路军，每个领导人就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帮派团伙。“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不拉帮结伙。你这个领导人就很难拢住人心，这也是个具有农民特征的“领导哲学”。
从《三国》到《水浒》都是如此。你要想成事，就必须有拥戴者。一个政党是这样，八路军也不例外，晋察冀也不例外。从不拉帮结派的领导干部也有，但这样的领导干部很少。
这种中国自古就形成的帮派团伙意识，其实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和必要保证。不过依这个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如何？拢人的手段如何？领导人的地位如何？决定这个帮派团伙是大是小。
咱们说，仔细地看看我党伟人m主席的经历。不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人气走过来的吗？遵义会议不是他一个人开的，要没有周、王等人的支持，怎么可能重回中央呢？当时一个苏联派的凯丰都敢当面说主席就会看本《三国》的！
抗战时期的一分区，别管你是“抗大干部”、“教导队干部”、“游杂干部”，到了一分区这里你就都是“杨成武帮”。这个帮中的很多干部的地位升迁都决定于“帮主”杨成武的悉心关照，当然主要也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努力、能力和忠心是否值得“帮主”的关照。否则，你资历再老，本事再大，“帮主”不用你，你也是没辙。
这个“杨成武帮”不仅在杨成武活着的时候是如此。杨成武去世后，一些老“帮员”继续效忠于杨成武夫人赵志珍。这种真挚的感情。如果不是战争年代一起浴血战火，一起吃黑豆受苦，杨成武这个以一分区为主的干部团伙是很难维持几十年而不松散的。
在一分区老同志的回忆里，一分区机关干部之所以人才荟萃，是因为几乎每一个参谋干事的进来都经过了杨成武本人的目测和挑选。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军分区的司令兼政委工作细致到这个地步，难怪能形成维系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杨成武帮”。
当然，领导干部提拔下属，难免会因为独断专行而有“走眼”的时候。比如干部中争议较大的一分区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等等，最后的结局都不好。而杨成武嫌恶和冷待的干部里面，也会有杰出的人才。比如留下千古英名的蔡铁根，铁了心不跟杨成武，就是要跟邓华和肖克。这也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虽然是事实，但任何一个晋察冀史或一分区史都不会写进这样的内容。
特别提一下这个蔡铁根，有兴趣的可以去搜下这位老红军的后人写的回忆录，看完就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我党坚强的党员，做人的硬骨此公也堪称千古少有。
对一分区来说，杨成武就是个大山头。旧时代的军队，无论共军还是**，在军队的干部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条件下，一支部队主要干部的配备，跟这支部队的最高主管领导的个人决策有很大的关系。
用谁、不用谁，都是这位最高主管领导说了算。史进前回忆，解放后很长时间都形成一种惯例，六十五军的军师两级干部的配备，总政干部部都要协同北京军区干部部，上门去杨成武那里征求意见。
反观之，在八路军的老对手日本军那里，这样的情形就不会存在。因为那时一支靠完备的军事条例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没有哪一支部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但是在一分区这个杨成武大山头之下，也会有其他的小山头。杨成武手下的参谋长黄寿发、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乃至陈正湘、袁升平、王道邦周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会形成各自的小山头。小山头周围也会聚集着一批有着不同出身背景的干部成员。你只要看看某些干部始终都跟着某一位领导就知道了。
红军领导干部，尽管有相同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