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修行在中国有个非常诗意飘逸的说法，叫做“出世”。`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国家，占据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很多场合之中被称为“儒教”，但这种非常世俗的治国学说主要是一种政治思想，并不牵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儒家是“入世”之学。
而离开世俗，投入真正宗教怀抱的，自然就是“出世”了。
于是，佛道的宗教思想和儒家的治世思想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当中国的知识精英活跃政坛的时候，他们就是平天下的儒士；若是官场失意，退而在佛道中寻安慰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隐遁山林的居士。当然，将来如果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那立刻又可以满血复活为儒家的士大夫。
在这一进一退之中，“出世”和“入世”的状态可以灵活调换，人生心态也就得到充分的调节，极大避免了心理承受能力因一时抑郁而想不开的情形。
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现在，换个场景，在一个纯粹的宗家国家，是否也有“出世”和“入世”之别？
答案当然是有的。`
宗教并不必然就是“出世”修行的活动，宗教同样也能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立政权，指导国家。
甚至，自产生了文明的人类历史来看，地球上出现的宗教国家远比世俗国家要多得多，可见“入世”其实就是宗教的一项天生职能。
只不过在中国，宗教数千年来总是被强力的世俗政治所压制，只能在“出世”的层面里找到生存空间，以至于人们常常会误以为宗教人士都是不问世事的修行者。
“出世”和“入世”在哲学命题上的关系，也是非常类似的“三问”结构，只不过分别从个体和群体两个角度进行探索。
前者关心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有了一套理论学说之后。就可以进行个体修行。
后者关心的是和“我们”有关的三个问题，“我们是什么共同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有了一套相应的学说体系之后，就可以开展相应的政治活动。
“共同体”的概念非常广泛，当概念有所不同的时候，政治活动也会生相应的区别。`
比如姬傲剑所经过的忧患深重的广大地区，有些知识精英思考的是“阿拉伯世界何去何从”。那他们就会开战泛阿拉伯民族运动；有些知识精英思考的是“伊斯兰世界何去何从”，那他们就会开展泛伊斯兰宗教运动。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有知识精英思考“广大人民群众何去何从”，他们就会掀起社会主义运动。
当然，如果有人在思考“人类何去何从”，那么恭喜你，你一定是当今世界最强大国家的知识精英，所想的问题都是怎么整合地球，怎么实行全球化，怎么通过自家的体制和价值观去安排几十亿人口。这境界真的是太高大上了。
姬傲剑显然就没有如此高大上，他并不在乎所走过的地方何去何从，他只是在对当地语言和文化有了足够的积累领悟之后，看看这里的修行者何去何从。
只要是自我修行，讲究的是当然是个人体验。而个人感受，往往又是难以向他人言说的，自然就会形成神秘感。所以不管什么文明中的个体修行之法，必然都会是神秘主义大行其道。
在伊斯兰文明之中，强调个体修行的“出世”之学，主要来源于神秘主义的苏非教派。苏非学说跨越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界。这正好也说明了逊尼和什叶是世俗角度的分别。
另外，伊朗高原历史悠久，上古的祆教和摩尼教之中，也有众多注重自我感受的修行法门。
当姬傲剑从伊朗高原。走过兴都库什山脉，再进入南亚次大6，印度地区的修行之风就更盛了。
印度文化中，转世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一直就有苦修解脱的思想，不管是最早的婆罗门教。还是后来的印度教、佛教，都非常尊崇苦修，教义中皆有极大的禁欲主义成分。
甚至可以说，印度已经展成为一个全民崇尚苦修的地区。人人都在通过各种苦行，完成自我救赎，然后带着福报，就可以在下一辈子重启一个升级版的人生。
于是导致了这个逻辑：既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改造自我，在来世得到拯救，那也就没有必要去改造社会，在现世得到拯救。
所以印度的底层民众抗争，几乎就不可能生了，搞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就差不多了。
与此相对应的，既然每一个人都在关怀自己的内心，作为群体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也就相当地弱，即使是后来成立了现代国家，各个邦都还骄傲地保留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似乎依然还是几十个不同的国家。
这一日，姬傲剑沿着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走到了加德满都谷地，在当地听到了一位大修士的传说。据闻他已经是深山中刻苦修行了数十载岁月，心灵境界已经圆通无碍，随时有可能得到大解脱。
所谓的大解脱，一般就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