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他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词。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胡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胡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胡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胡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做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胡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列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