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我这一辈关心中国发展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期间北京公布的经济数字不尽不实，往往离谱。开放改革以还，经济统计有了革命性的改进，可惜这些统计历来麻烦兼头痛。先进如美国，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把大有来头的财政部长与联储主席弄得手忙脚乱，反映着他们的统计也有不少问题，误导了。是的，如果年多前次贷事发时他们有足够的资料，立刻处理，今天的灾难不会这么严重。
记得一九八三年底，中国改革开始有眉目，一位在北京主事统计的仁兄到香港解画说他们大事整顿统计，陈辞恳切，又说他个人可以担保数字不错。我对他说：相信他的真诚，但希望他以后不要那么傻，担保数字的准确性。我指出，政府的经济数据全世界都错，分别是错多错少而已。我也打趣地向他说了两个他很不以为然的小故事。那是七十年代时，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与美国的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曾经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如果政府完全不公布任何经济数字，对社会可能较好！
没有理由质疑中国今天从事统计的本领，但可以指出与其他先进之邦相比，统计上中国在几方面有特别的困难。其一是流动人口不仅多，且常有变动，而这些是无从估计得准确的。其二是月入二千以下的不用付税，打散工的懒得付，这些人的收入多少难知。其三是中国发明的发票制度，容易导致经济统计产生偏差。
提到这些，因为多年来我老是觉得中国的经济数据有一处我不能理解：我可能错，但有关部门发表的数字，与个人现实观察的情况比对，通常是前者迟了一段日子。有时迟三几个月，有时迟逾一年。迟发的经济数据外国也有，但中国的仿佛特别迟。这是个人的感受，可能错。这感受不起自今天--八十年代初期起我就觉得是这样。
要我认错容易，但朋友，我是真的错了吗？无数读者会同意，数十年来我对中国经济的推断很准确--差不多没有错过。远比其他经济学者推得准，一部分靠真功夫：我的宏观分析是自己的发明。然而，衷心说实话，我的准绳有好一部分是骗人的：在真实世界见到了情况的转变，认为合情合理，推远一点，就先写了出来，过后政府公布的数字说我对！这不是骗人是什么？不是政府骗人民，而是我骗读者。是的，只要政府公布得迟，而你不断地到处观察，这里那里八卦一下，先说出来，水晶球就变得灵光了。
最近北京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上季下降至百分之九。明年怎样看呢？某机构的预测是明年增长九点五，北京说要保九，林毅夫说保八以上不难。我呢？认为保零也不易！是的，我的水晶球说，未来一两年，神州大地很可能出现负增长。说得肯定一点吧如果北京依然故我，不洞烛先机地大手应对，负增长一定出现。最近北京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得快，但跟我在几个地区见到的工业下跌相比，还是好看很多。工业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此业遇难，整个国家的经济无可救药也。
地球金融风暴，对神州当然不利，但我说过，这次起自美国灾难的地球传染性不高。这风暴起自一个月前，但中国的工业困境是八个月前开始明确，逐步恶化。这使我在悲观中看到乐观的一面：如果中国的工业发展没有兵败如山倒，还是有着十多个月前的形势，那么这次地球灾难，除了某些部门或机构大输一笔，中国的发展还会是很不错的。这是说，地球带来的不幸，中国可以处理的治方不多，但自己的工业不景气，在地球不幸之前出现的那部分，起于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北京立刻着手更正是有前途的。
工业出事，主要是两点，说过多次了。其一是人民币处理失误，其二是新《劳动合同法》。大陆的厂家也一般这样看。有些厂家是赞同这些政策的。某些有成就的大厂，见这些政策替他们淘汰了半生不死的“山寨”小厂，不是拍手就是偷笑。这不对：维护大厂、牺牲小厂，跟中国文化的伦理不合，跟我知道的可能早就失传的经济学也合不来。
要搞什么经济转型，或要淘汰某些所谓夕阳工业的言论，这些日子我听得多了。理论不对，我知得清楚。这些所谓“转型”或“淘汰”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所谓效率工资理论【有三位曾以之获诺奖】。说来有点搞笑，这效率工资理论却来自我一九七六发表的《佳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是误解了我。我认为该理论错得离奇【见拙作《制度的选择》，一五六至一五九页】，但糊里糊涂地给一些回归的后起之秀成功地在神州推销了。
经济转型是大话题，有机会才细述。这里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真实故事。不久前认识一位朋友，做厂的，做得很大，但生意算是“夕阳”工业，国家不重视，希望淘而汰之吧。这位朋友说，美国不断地向他招手，邀请他到那里去设厂，提供很多方便、补贴等等。主要因为此友的工业，从科技看是“夕阳”，但雇用人手多，有养生之术也。世界难道这么快就轮流转乎？中国不要的工业，美国却抢着要！
回头说“人民币”与“劳动法”这两个问题，读者以为厂家们排哪个是为祸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