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十月十日
先要指出前文《时代文章》【本书没有收录】说的一项失误，关于上的中文引用次数。我提出的数字是由一位同学及一位朋友分别提供的。但感谢一位站编辑，指出用远为可靠的精确算法，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只被引用或提及八万五千八百次，《资本论》还是九十九万次，而《国富论》二十多万次。后者可能还有其他称呼。以“精确”算法，我的《佃农理论》二万又七百次，《卖橘者言》一万三千九百次，《经济解释》八十八万次。其他不易查，互联的怪脾性，读者应该比我清楚。
对我来说，这些数字皆可观。《国富论》一七七六发表；《资本论》一八六七；《佃农理论》一九六九，先出的一文是一九六八；《卖橘者言》一九八四；《经济解释》二○○二；《中国的经济制度》只三个月前。我想，如果中国的发展会实践科斯的希望，《中国》一文总有一天跑出；如果炎黄子孙不争气，烧掉该文算了。
有一件琐事。朋友给我看一篇内地专栏，作者说我漠视民主，又说：“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得出民主的效率最高的结论并因此获奖。”这奇怪。布坎南何时转了性，高举民主了？他的多年拍档是个中国通，当年我不敢在他面前提及“民主”一词。听说德姆塞茨最近批评中国不够民主，他何时开始看到皇帝的新衣呢？这些日子批评中国的人老是拿出他们搞不清楚何物的“民主”或“人权”，却不敢提及李宁点火。二十世纪写过民主问题的有五位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阿罗、贝克尔--我都认识，同学们要找他们的论着细读，不要人云亦云。
转谈另一件事。最近发表《中国的劳工比我的儿子矜贵了》，同学说，几个站加起来的点击逾四十万，给读者骂个半死。当然无所谓，但有什么值得骂的呢？任何人要不工作或少工作随君便，但平均每星期有四十八小时的上限我就是不懂。我不相信北京高层有哪位平均每星期工作少于八十小时的。为什么高层可以，低层不可以呢？
多年以来，无数学子到外地深造的，找我问前程，我喜欢说：“衔头不重要，但争取学问有意思。如果要有点学问，论文之外你起码要花两年读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像个疯子。如果你不愿意付出这痛苦的代价，什么学问云云可以免问！”我的意思是人各有志。如果只要学得一门专业，找得养家的工作，不易也不难，但如果要在一门学问上强可成家，你要有心理准备，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说有什么捷径是骗你的。
严格来说，工作或职业没有贵贱之分，行行有状元是也。要争取有点成就，总要在适当时机拼搏一下，也要用脑思考，要策划及安排时间。我信奉的哲理是社会要让每个成员有机会争取自己的生计，争取自己的成就。给每个人机会，不等于每个人皆可有成。上苍不公，先天或后天遇到惨情的人存在。这些我们要设法帮助。为炎黄子孙争取他们应有的机会，这些年我用中文写了近三百万字。我是研究经济的，政策的效果自己分析得快，分析得准--准过我认识的任何人。认为政策增加劳苦大众的机会，我站起来拍掌；认为政策扼杀劳苦大众的机会，我大声疾呼；认为自己出错，立刻改正。不敢说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话。这样的行为是先父与老师的教诲。然而，我说的只是书生之见，政府怎样取舍我没有能力左右。平生推却了无数可以左右政策的职位，认为需要的政治天赋自己绝对是零。自知之明是有的。早就说过，如果我紧张自己的建议会否被接受，不可能活到今天。
再转谈另一项。美国次贷带来的金融风暴，尽管求教过朋友，不明白的地方仍多。例如输掉了那么多的钱，究竟到了哪里去？想来不是昔日荷兰的郁金香危机的扩大版本。想到另一个可能，不能肯定。希望读者有以教我。
美国的经济学者反对政府救市，我站在哪一边举棋不定！其中一个困难，使我在众议院通过之前出弹弓手。是这样的：如果政府不救，因为美国工会多，最低工资高，有福利也有失业金，市场暴跌可能引发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失业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出现过近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这数字做研究生时吵过好一阵。有说是真的，有说是夸张了。面对难关，我宁可信其有。我认为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对大萧条的解释--货币量应加反减--只对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当时的劳工市场不够自由，工资下调不容易。朱镕基在九十年代推出严厉的宏观调控，经济增长依旧，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课。当时中国劳工市场的合约够自由肯定是重点。我是因为朱老的政策经验而对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有了新的体会。
如果目前的美国没有上述的劳工市场的诸多约束，选择“不救”应该是明智之举。 市场的运作会调整得快，而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是市场下跌得快时回升也快。短痛是胜于长痛的。问题是美国的劳工市场沙石太多，一下子导致无数企业关门，责任政府负担不起。这样看，出资救市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不幸地短痛会换来长痛。
除非我读到的资料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