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带来变化，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世界期待关于金融监管和国际货币的讨论。中国和人民币当前应该拥有怎样的理想？我们该如何看待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前景？《第一财经日报》访问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前央行货币政策执行委员会委员余永定。
美元体系的变革
记者：在金融危机之下，目前国际上很多声音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长期问题，但当下这么密集的讨论，就好像当前的美元体系已经要变革一样，很多声音甚至憧憬11月15日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是另一场“布雷顿森林会议”。您怎么理解这样的变革，中国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国际讨论？
余永定：在美国金融危机仍在发展，世界经济正在步入衰退之际，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灭火，而不是高谈阔论，未来的蓝图不是当务之急，中国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而不是空谈。中国应该把真正的精力放在当下的事情上，很多事情以后再谈。
比如，中国现在觉得外汇储备买了很多美国的国债和机构债，这是有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再投资风险甚至违约风险的。当然，对于这些风险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夸大。但是，“两房”一度濒临破产，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曾经命悬一线也是事实。在美国国内，不少人反对保尔森接管“两房”的措施。美国必须保证中国外汇资产（主要是国债、机构债）的安全。此外，对受危机严重冲击国家的救援方式等也是现实问题。国际货币体系的蓝图设计固然重要，而中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星期、这个月、这一年的事。
记者：支持变革的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会冲击当前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甚至认为当期危机的根源就是不受约束的美元体制，因此需要改革或重建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余永定：这种观点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从原则到实际，中间存在许多环节，因果关系链条是相当长的。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变革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合理的经济金融秩序，已经谈了30多年了，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支柱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什么变化。欧元区的建立、欧洲货币的使用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大变化。东亚的清迈协议也是一个重要发展。但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是：美元的中心地位，美国的规则制定权并没有发生变化。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是要靠实力的，这种实力不仅仅是经济的、金融的，而且是政治的、军事的。如果危机之后美国恢复了实力，其他国家还是像当前这样，实力的对比将决定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并不会有革命性的变革。欧洲之所以现在提改革，是因为美国经济有麻烦了，如果欧洲经济今后自己都有问题了，全球经济都有问题了，如何能改变美元的地位？但是，要求改变国际金融秩序，是合理的、必要的。提出这种要求在政治上就会处于主动地位。
记者：我们具体地谈一谈欧洲的方案。比如，布朗、特里谢等人呼吁约束美元的货币发行，甚至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美元的货币发行是靠黄金来约束的。请问在当前的金融形势之下，欧洲的思路中可以有什么样的办法来约束美元的货币发行？
余永定：黄金起不了这种作用，如果黄金能够的话，就不会有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70年代法国许多人曾再次提出过回归黄金本位制，但当时国际上基本是没有人理。至于欧洲设想的对美元的货币发行约束，怎么约束，我们可以等欧洲人提如何来约束。在美国一国独大，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无法采取统一行动，东亚还刚刚婴儿学步的时候，我看不出大家有什么能力约束伯南克和保尔森。
记者：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概括的话，是否可以大致分成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核心货币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法币，二是美元几乎占据了当期国际货币的核心和垄断地位，三是各国货币之间的联系机制是浮动汇率为主。您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这三个方面的特点，今后会在哪个方面上可能有改变？
余永定：第一个问题上，以前可兑换的是黄金等贵金属，但这方面我看不出回归的可能，金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在历史上已经推行过，但都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或最终失败了。第三个问题，浮动汇率体系我认为也是很难改变，固定汇率如果能够执行的话是很好的，但是各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除非有个全球中央银行，否则全球或区域固定汇率根本执行不了。
改变可能会出现在第二个问题上，就是美元独大地位的改变，有更多的货币，包括中国的人民币，来部分承担国际货币职能。
记者：三个方面中，两个方面很难改变，一个方面是补充性改变，就是说，您理解的当前国际上讨论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不会出现根本性、方向性、革命性变革？
余永定：是，很难出现这种根本性的改变。至少是现在看不出来，只有等待次贷危机尘埃落定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