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恩来最早提出群众路线
将群众中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毛泽东同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有三个坚持：一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二是坚持点面结合，以点带面，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三是坚持相信群众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同群众的关系。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随时掌握人民群众的喜欢和厌恶，做人民喜欢的事，而避免做让人民厌恶的事。在市场营销中，就是“从消费者中来，到消费者中去”，产品、服务好不好，消费者说了算。
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党史上称作“九月来信”），就提到了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并赋予了比较明确的概念。“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这个新概念很快就被毛泽东所采用。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周恩来“九月来信”精神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也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这个决议的核心内容、中心思想就是解决“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队伍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同时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进一步在党内、红军中加以深化，完善和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含义和内容。由于古田会议决议在红四军党内得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很快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形成，这样就为建立一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新型军队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大力提倡“群众化的方式”。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观点的内容，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较集中、较完整的叙述。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在各方面丰富发展，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从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作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他把人民群众看成是夺取革命胜利的最根本力量。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群众，赶到敌人那边去，使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1943年，毛泽东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清晰明确的科学内涵，有了鲜明准确的表述形式，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就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群众智慧，冰上埋雷炸沉T-62坦克
1969年3月2日，由前苏联边防部队挑起的边境武装冲突，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两国边防部队已进入实战状态。中方前线作战会议针对如何对付苏联T-62坦克这一话题正在紧张地进行。会议确定在敌坦克经过的主要河道的冰面上布置反坦克地雷。
寒风凛冽的江边上，沈阳工程兵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133师侦察科长马宪则和工兵连范连长愁眉不展地围坐在一起。正为在江面上布雷的事伤脑筋。在别的地方布雷好办，无非土冻得硬点，多下点死力就是了，可在这平展展的江面上，无遮无掩，即使是等到夜间摸黑作业，稍有响动，肯定会被对面苏军的哨所发现。雷区一旦暴露，也就失去了作用。如果不在冰面上刨坑，直接布雷，这反坦克雷一个有小箩筐大，埋到雪里，短时间内能挡挡眼，待江面上的积雪被寒风一吹，岂不全得露馅吗？
正在这苦思冥想的当儿，通讯员王玉民拎着饭兜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