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单纯军事观点几乎将红军引向绝路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192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工农红军要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三大任务发展成为打仗、做群众工作、生产三项。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又及时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同时还是生产队。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提法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人民军队的核心职责就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职能使命的形象、概括和总结。军队要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世界上的军队有这样职能的大概也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它成功了。这里的做好群众工作，核心内容是如何与群众搞好关系，然后顺利开展工作。同样，如果企业搞好生产，做好营销，关键还要和消费者处好关系，才可以打开通向成功的大门。
1934年底红军进抵瓮安县乌江南岸。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部署，重兵围堵，企图将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掌握着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依然顽固地坚持红军“东进”再入湘西，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红军战略方针，试图扭转长征的进军方向。
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会议就红军“北渡”还是“东进”又一次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作了发言，反驳博古、李德。
毛泽东认为：如果仍然坚持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势必再次进入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贵州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鸦片烟枪不离手，没有战斗力；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与黔军，以及川军、滇军又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有利于红军的行军作战；所以应当坚持执行“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红军又融入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对于发挥我军的群众工作优势打下了客观基础，相比较，“东进”就意味着脱离根据地，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单纯地依靠军队实力去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从军队实力比较来看，只有死路一条。
在“猴场会议”上，为改变左倾单纯军事思想，会议还决定，“必须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恢复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群众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为全面恢复毛泽东群众路线，从理论上奠定了基础。
在“猴场会议”上，在红军的发展和壮大方面做出了原则性的决定，那就是要将红军建立成为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全面恢复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为标志性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进一步发扬了我军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
)第二节 红军每到一地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5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到达湖南省洞口县。听说红军要来洞口，国民党反动派即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红军共产共妻，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妄图使人民群众不敢接近红军。
红军一到，就遵照毛主席关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教导，沿途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他们逢人就说：“老乡，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打富济贫的，是帮助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并严格执行革命纪律。
红军在高沙关帝庙召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抗日反蒋、救国救民的主张。于是一些原先害怕“红军粮子”而躲起来的群众，很快就不怕了，敢于同红军战士接触了。为了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红军沿途用石灰、朱红写了许多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实行抗日反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废除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红军是工人、农民的武装”“无事不进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等。红军以“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边区政府”的名义张贴了布告，落款“主席贺龙”、“政治部主任夏曦”，主要内容是宣传红军抗日反蒋、救国救民的宗旨和不抓夫、不扰民、打富济贫的纪律等。通过上述工作老百姓从思想上重新确立了红军的形象。
红军每到一地，就开展打富济贫活动。他们派出小股部队，根据群众报告和事先掌握的线索，到财主、土豪家里杀猪出谷、筹粮筹款。并把一部分没收的粮食、衣物分给穷人。红军在石江码头上没收了豪富、巨商的七八船粮食（稻谷、大米、黄豆等），大部分发给贫苦群众，一时间贫苦的农民、居民、手工业者、小贩、乞丐等纷纷上船，用箩筐挑、簸箕端，也有用衣裤兜的，莫不欢欣鼓舞。在观音桥（现石背乡双竹村），红军根据佃户周炳南兄弟的指点，打开了大地主曾述松的一处庄园的四个粮仓，出谷两万多斤，除一部分用作军粮外，大部分发给贫苦农民。红军还逮捕了一批土豪、劣绅，并根据罪恶大小加以惩处。
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