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全面紧缩型的调控，政府采取了吴敬琏的政策主张，并在治理通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不仅刹住了投资增长过快和需求增长过快的风潮，而且使价格双轨制因供求平衡而趋于消失。客观地讲，吴老的宏观调控思想和调控方式，对80年代末的两界政府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是，这次紧缩同样也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清理整顿公司，打击了中国社会已经成长起来的市场活力。
在80年代初中期，确有不少并无真实业务、仅靠权力钻营生存的公司。但是，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去强制关闭市场主体，恰恰压制了正在觉醒的体制外活力。到1990年年底，全国撤并各类公司十万多家，占原有公司总数的352%，其中既包括行政权力性的“翻牌公司”，也包括各种类型的市场化公司。整顿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将经济活动“回归”到传统的经济主体结构。这无疑与改革开放的方向严重背离，并使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步伐大大减慢。
其二，全面性地抑制投资、紧缩信贷，使1990年到1991年出现相当明显的经济萧条与生产衰退。与传统中“不患寡、患不均”的思维定式相类似，我们在宏观调控中一直把通胀的威胁置于萧条的威胁之上，从来没有认识到：与通胀对民生的破坏性相比，经济全面萧条的破坏性显然更大。
我们至今经常在讲扩大内需市场与缩小城乡差别，而在80年代中后期，农村承包制涌现的大批万元户与流通领域出现的全民经商，强烈刺激着城市职工工资的上涨，由此产生了超强的市场内需。我曾经在农村插队10年，对农民的收入变化十分敏感。记得1987年，我们给联想公司当顾问挣了8000元咨询费，在人均工资不到百元的社科院造成轰动。我当时就调侃地告诉同事们：比起我插队乡下的农民，还有漫长的路要追赶。如今看来，如果我们当时更多地重视厉以宁的资源配置理论，用所有制改革来刺激供给，我国经济一定会循着供给良性上升的轨迹持续发展，并从内需拉动的高速度发展，正常转入内外市场需求互动的超常规发展。
其三，治理整顿的调控政策助长了反改革思潮。当时，在理论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对改革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市场取向”和“计划取向”之争也变得日益严峻，“左”的思想强烈反弹，意识形态的思想禁区也明显扩大。
只不过企业领域的真心英雄，也不免会在其中“水落石出”。平日里怎么比也看不出来，一到艰难时世，谁弱谁强就见分晓。与旧体制关联过甚的政治型企业家在这“水落”之年里，日益显现出其经营开拓能力的软肋与“短板”；而在寒流与紧缩中能破土、能生存、能坚忍者，方显出英雄本色。体制的更替在这过程中，也演绎出紧缩当局者所未曾料到的结局，犹如一类生物在冰河期的衰败与灭绝，会给另一种更具适应性与生长顽强性的生物让出空间。看似优势强大却更不“耐寒”的国企们，也不断为毫不起眼的“草根民企”的崛起而困惑不已。正是这些草根民企在生存夹缝中的顽强表现，使体制外发展的“增量改革”蔚然成风，它与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草根性质”一脉相承，并在如此的困局里，迅速地覆盖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中国改革成功的真正奥秘，无不隐藏其中。
●7
上缆厂的寒冬：企业家与市场波动的关系
治理整顿的市场效果
上海电缆厂（以下简称“上缆”）是中国最大、最优质的电缆企业，与沈阳电缆厂（以下简称“沈缆”）形成南北两强并立的格局。在短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上缆联合南方的许多地方企业，组成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主要由上缆提供各种帮助，扶植地方企业发展，协调各个企业在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冲突。在此过程中，上缆利用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断克服短缺经济时期的生产瓶颈，使自身能力得到迅速发展。
正是在此背景下，我认识了上缆的董厂长。董厂长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企业家，他善于学习，很愿意结交有想法的人才，很愿意接受各种有价值的意见。我们与上缆的最初合作是由于“企业横向联合”，即如何建立南方电缆企业集团。后来，董厂长委托我们总结上缆的质量管理经验，参加国家全面质量管理奖的评选。上缆希望靠质量管理的荣誉克服市场衰退的危机。这时，我才在一线体会到了经济紧缩的恶果。
1989年以后，治理整顿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清理公司，中国经济开始步入紧缩期。由于电缆应用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建设工程、发电站的投资和建设等，所以政府投资的收缩很快传导至电缆企业，电缆市场迅速萎缩。在1989年的电缆订货会上，上缆从1988年的供不应求，突然转为1989年的完全没有订货，所有电缆企业都强烈感受到了巨大的市场压力和危机。
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极低，当时除了西安国旅这类开放型旅游城市的旅游企业受到了国际关系的影响，其他企业无此敏感性。上缆是国家重点电缆企业，其主要市场是国内基本建设投资的大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