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佛是古耕虞的堂兄，参加过共产党与海陆丰起义，被捕变节，充当了特务，当时是“川畜”（即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襄理并兼做一家猪鬃加工厂的经理。这本是古耕虞出于家族之情对其关照，可这个惯于变节的人被孔大少一召即至，当即辞去了“川畜”的一切职务，另起炉灶，并拉“川畜”的人马壮大自己。孔大少明暗两手，双管齐下，必欲迅速置古青记于死地，一把夺过那“美人”！
“非常时期”、“政府行文”，又是孔大少亲自动手，一个无权无势的商人怎能不陷入绝境？怎能不乖乖地认“罪”服输？可古耕虞硬是要斗！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动员公司员工与他携手共战，指出古今佛这个叛徒并没有多大能量，孔大少虽凶，又有四大家族的背景，可是他对猪鬃也是外行，世界局势紧张，猪鬃是战备急需，外行新手怎能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大家一来追随古耕虞多年深受其益，二来也深知即使“改换门庭”也会远不如今日。而孔大少与古今佛的行为也实是令人不齿，因而一致表示甘愿签字画盟，与孔大少周旋到底，此间凡与古今佛勾结者，一经发觉，当即开除。巩固了后方，古耕虞当即操起了他的专门兵器：出口鬃，以退为进发起了反攻。也是合当凑巧，由于战争的影响，古青记有一大批猪鬃存在香港，初时是不及处理，后来是鬃价上涨，储存以待更好的市价，拖了下来。后虽卖出，但因考虑到当时国内法币极不稳定而没有及时结汇与转账，也就等于没有卖出。可这批货因价格大涨货值已高达五百余万美元。因此他不仅有了经济手段同时也具有货物手段。便一面上告财政部：依与贸易委员会协议为西南运输处筹集的猪鬃已然备齐，贸易委员会应依协议办事，不得毁约。贸易委员会属财政部，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仗剑”毁约的是信托局，信托局长是孔令侃。向你老子告儿子，叫你两个部门去扯皮；你四大家族中老蒋要鬃，老宋赐“剑”，老孔买鬃，小孔阻拦，又怎么互相交代？再说，鬃不是地上长的，随手可取的，8000箱不是个小数目，你孔大少就是用上周身解数也收不齐！更要紧的是，比8000箱不知要多多少倍的长时期的国外市场的需求，你又如何收购得足？就算收购得足你们国外市场不通不说，买惯了高信誉“虎”牌猪鬃的外商又怎能买你们的账？出于这种分析，古耕虞在“上告”同时，当即宣布，他的公司停止在香港（此时因上海陷落，出口地改为香港）的一切业务。这才是最狠的一招回马枪，最厉害的一招杀手锏。首先是中央信托局设在香港的总局大惊失色，接连派要员飞重庆，在孔氏父子与四川握着重权的徐堪、卢作孚，及手握猪鬃大权的古耕虞间往来疏通，逼得与孔祥熙同辈的徐、卢二人屈节地称孔大少为“仁兄”，可仍是无效。怎奈美国的商人不答应，他们只认“虎”牌，在古青记改为“川畜”后，也仍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名头在美交易，何况如今猪鬃已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与国家的安危，美国的用量激增，不惜重金也务求到手？于是行政院对那“办法”“重新核准”，改由“向贸易委员会登记”与鬃商“得在内地自行收集生鬃，加工整理”，这就等于收回了孔大少的尚方宝剑。事后，古耕虞说：“官商的生意一向是做不好的，因为他靠的是特权，不是本事！”
这样，古耕虞又重新控制了猪鬃，可他为了抗战大局，也接受了贸易委员会下的复兴公司与不久后组成的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且为顾抗战大局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努力，甚至做出了一些牺牲。待到抗战胜利后，他又精心设计，先大造复兴公司腐败的舆论并开列出事实见报，再去调动美国进口商，更以手里的猪鬃与国际信誉为武器，逼使国民党政府解散了贸委会与富华。粉碎了官僚资本垄断猪鬃出口的局面。
用人
古耕虞说：“资本家用人看才干；董事长要找官来当。”“罗致人才，是为了使用人才。而人才能不能为你所用，并发挥其才干，关键在于使用人才的人。”他又说：“使用人才，就在于重用想做事、敢做事，而且善于做事的人。而对于那些善于做官的人，倒应该有足够的注意。”在这些观点的引导下，古耕虞精心优选人才，他的公司里人才济济，光出身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有名的经济学院的人，就有十多个，少数外国职员（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也都是他精心挑选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担任四川畜产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的袁冲霄，就是古耕虞的得力助手。袁冲霄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他专门学习过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管理。在古、袁二人相识之前，袁本人也曾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怀才不遇的过程。正如袁冲霄自己说的那样，生活虽然舒适，但他毕竟成了一只“断线风筝”，“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他怀念自己的家乡，很想为饱经磨难的祖国做些事情，而且不喜欢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活。于是，1934年，他告别了生活达五年之久的美利坚，偕夫人启程回国。他不喜欢甚至很讨厌官场的气氛，渴望在工商界一展身手。他的这个性格和古耕虞极其相似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银行总秘书王君韧介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