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周作民（1884—1955），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民国著名银行家，金城银行创办人。
幼年在其父所设的学馆读书，1902年赴粤，入广东公学就读，1906年考取官费赴日留学，1908年因官费中断辍学回国，任南京法政学堂翻译。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1913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1915年辞职，到交通银行总行任稽核课主任，不久兼任芜湖分行经理，1917年4月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他利用北方政治势力以及他与经济、金融界的广泛联系，业务迅速发展，在华北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三银行并列的地位。此后一直以该银行为事业的基础，逐渐成为金融巨子。金城银行1934年和1936年的存款分别达1.4亿元和1.8亿元，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曾为全国私营银行之首。周作民在经营方针上，模仿日本三井、三菱，以银行为核心，控制一些工矿、交通和贸易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战后，周作民在上海由于政治原因一度遭软禁，被迫辞去金城银行董事长职务，并于1948年10月8日蒋经国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时，出走香港。
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周由香港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任“北五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董事长，1952年12月，出任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周先生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他的讲授。他讲了孔子的经历，也讲了孔子的弟子们大多也都不是贵族出身，但是依然勤奋好学。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面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在幼小的心中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父亲长叹一声说：“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周父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恩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23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处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