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的概念本身基本上就可以说明问题。它不能给贷方带来任何利益，最终只能造成贷方的损失。在美国或欧洲，银行若发放了大量不良贷款，就是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储蓄与信贷危机，数千亿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贷款遭受损失，贷款银行破产，给政府留下了要清理的烂摊子。2005～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大规模增长，最终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和2009年，大量银行破产，很多银行在政府的紧急援助下才幸免于难。由于对信贷的可靠性判断失误，金融机构将那些抵押贷款以捆绑证券的形式发放给了购买者，而购买者同样也高估了信贷的价值。信贷系统的危机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与次级市场在美国或欧盟各国市场上的相对规模相比，不良贷款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很大。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都遭遇了因不良贷款而引发的危机，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事实是非常惊人的。
原因很简单，或许也正是因为简单才一直被忽视。14世纪英国奥卡姆的神学家威廉曾经写到，最简单的理论通常就是正确的答案和解释。可是，人们却一再抛弃简单的解释，总是要寻求复杂的答案。不良贷款之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停滞，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的不良贷款。
贷款只有在被要求偿付且给贷方造成不良后果或是从一开始就被看做单纯金融工具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不良贷款。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银行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贷款并没有被当做能够带来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是国家现代化的资金动力。从本质上看，贷款就是政府开出的支票，是政府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提供的资金。尽管政府也希望这些贷款能够给银行带来利息收入，希望这些贷款最终能够偿付利息，但是，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这些并不重要。
中国政府和银行并非对贷款的状况漠不关心，只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着与外国人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良性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贷款得到偿付的可能性。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旧的金融体制，没有风险定价，没有资本费用，也没有投资回报评估。银行的任务就是有利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项目的落实到位。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一直坚决不允许中国的货币像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自由买卖和浮动，因为他们很清楚，向全球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会给中国造成严重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经历。并且，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比苏联大得多，社会状况比苏联更复杂，同样的局面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官员把货币和封闭的银行系统看做当代的万里长城，看做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屏障。
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继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银行系统不能永远封闭。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向世界开放中国，创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保持国家的稳定。开放，从新建企业开始，政府鼓励新企业吸引外资，允许它们开展贸易。同时，外国企业也可以在华开展业务。但是，银行系统并没有开放。而且，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西方人眼中的银行系统完全不同。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在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来华开展业务。在2006年这一期限到来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像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公司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并从事贷款业务的要求。这也正是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轮银行系统改革，和其继任者一直致力于改革国有银行运营模式的原因。他们知道一旦外资银行加入国内市场竞争，中国的银行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全球金融机构有资本定价、对客户的信贷可靠性进行评估并且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的机制，以赢利为目的。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很多全球金融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与中国的银行运营模式相比，西方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更为严密。
对个人存款吸引力不强是中国国内银行的弱点之一。曾经，由于利率不高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都选择把全部或是大量的储蓄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家里。银行也不会花多大工夫去吸引个人或是小企业的资本，相反，它们依靠的是国家的定期资本注入。如果中国国内银行想要增强与外国金融公司的竞争力，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
但是，势在必行的中国银行系统改革必须权衡稳定。政府不可能轻易就要求银行实施风险定价并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并且，从经济角度来看，不管是否可行，他们都不可能让银行停止向国有企业贷款或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旧的借贷体制可能会导致浪费和效率低下，但它毕竟是一种体制。在新的体制可以取代它之前，它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可以做个类比。如果城市里有一座旧桥摇摇欲坠，有坍塌的危险，那摆在这座城市面前的就是两难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拆除旧桥，建一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