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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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商真正发达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起义军切断了清政府的运银官道，清政府被迫在1862年12月允许票号汇兑京饷。战争让清政府增加了对票商的信任，并在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票商先于外资银行成为官方最大的金融及理财合作伙伴，官僚们也会将自己的钱放到票号生息，这拓宽了票号的吸储范围。票商从原来的草根起家时代进入到了政商结合时代。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爆发，两年后，一次因银根紧缩而造成的物价上涨，在北京悄悄爆发。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人数增加到50万。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同年，另一支农民军──捻军也揭竿起义（1853~1868）。一时，风声鹤唳，舟楫不通，南北商船，闻风裹足。
日升昌票号较早对战争做出反应，时任日升昌大掌柜的程清泮，首先收撤了中南部成都、重庆、广州、汉口等地分号。1853~1856年，山西票号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撤庄行为，各号收撤了长江流域汉口、芜湖、扬州、南京等地的分号，并在太平军北征逼近京津地区时，暂时从京津地区撤庄或收缩业务。
1853年3月，繁华的北京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萧条，一半以上的商铺歇业，几万名百姓失去生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北京的账局、票号收紧了银根。当时清政府并没有自己的金融中枢可资调控，市场的金融信息主要通过民间的反应得以体现。
1853年，北京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的有210家，其次为顺天府商人。在清朝宗室惠亲王绵愉看来，“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他估计，在京贸易的山西商民因战争歇业回家，让京城一下子少了数千万两资金。
由于山西人开的票号、钱铺、账局，只收不放，或索性收业返乡，商户周转资金发生困难，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而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政府的大量财政被挪用到了战事上，仅到1853年就已经支出了2 700多万两白银，而户部银库到这一年的6月中旬，存银仅剩下22.7万多两。
于是，民间捐输提上日程。1853年，程清泮捐给清政府750两银子。这场全民捐款活动，从1852年2月开始持续了多年。到1853年正月底，各省督抚将军及所属文武官员捐银129万两，绅商士民捐银424万余两。最为抢眼的还是山西各界的表现，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捐款总额的37.65％。为此，山西还与陕西、四川在乡试、生员招生上获得了增加名额的奖励。
这次捐输持续到1855年11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平遥日升昌李氏家族这一年内捐了1万两，从财东李箴视到其弟弟、三个本家兄弟，每人捐输都得了一个官衔。
不仅如此，李箴视还为故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捐了官衔，兄弟72人及家族同辈男子12人均捐了文武头衔，而李家的女性也都请封“宜人”、“夫人”头衔。毛鸿翙家里从父亲到玄孙上下五代31名男子，也都捐得“将军”、“大夫”官衔。
因赔款所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山西绅商派捐200多万两白银，但民间的捐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以铜钱计算的物价不断上升。
为解决皇室和财政危机，从1853年起，清政府开始在北京集中滥铸滥发大面额的铜铁大钱，加剧了由于票号、账局等撤离京城所导致的混乱。铜钱面额价值划分为15个等级，咸丰元宝甚至当百上千，物价猛涨。
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城市，北京的粮食、杂货均靠外地运入，农户运农产品进城，换回的大钱回到本地便不能使用，自然不愿再进京贩运。外地商人运货到京，销售而得的铜铁大钱，七八千文才能换银一两，而京城外面不过4 000文即可换银一两，商人利益明显亏折，由是货物不能源源运入，京城货价自然昂贵。1斤麦面京城外乡镇售价不过十六七文，城内则需三十七八文。到1853年年底，1两银与京票的兑付比例已经从1∶2 000飙升到1∶4 000。
1900年，十年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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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金融风潮中，由红顶商人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钱庄倒闭，亏空了清政府上千万两的白银，为此，清政府再一次下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方银两，并且在禁止汇兑的圣旨中宣布，官员一旦违禁，严惩不贷，强调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惧”，但这种情况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再次得到改变，并在至少十多年时间里再没有发生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