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走西口》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井背乡，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京广铁路先北京—武汉、尔后武汉—广州的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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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