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专业人士因恶意或过失伤人都是一个问题，这个人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不过，即便某个人已尽全力运用其专业判断，并采取应有的谨慎，依旧有可能犯错误。如果这个人是医生，那么他或许就要为医疗事故负责。我们始终习惯于用完美的标准衡量医生。
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医疗事故诉讼已泛滥成灾。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介绍，每年每四个医生中就会有一人遭遇医疗事故。
显而易见，这不仅会增加医生的成本，也会提高患者的成本。
结果之一就是：医生不愿提供收费较低或是（针对穷人的）免费的治疗，任何一次诊断的收费都要考虑由此带来的法律风险。此外，医疗事故风险的潜在成本也使得医生很难从事兼职工作。这意味着，很多医生宁可选择退休，也不愿选择从事兼职工作的半退休状态。这样的机制只能导致医生的短缺。
医疗事故的威胁还会带来另一个违背道德的现象：防御性医疗。如果患者得某种特定疾病的概率为一亿分之一，会发生什么呢？一个医生为治疗这种疾病收费1万美元，治疗过程极为耗时，而且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又会怎样呢？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你会忽略这种风险，因为还有更可能出现的风险在等着你。
但是，在当前这个医疗事故诉讼频发的社会里，医生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比如，尽管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只有0.000001%，但医生还是要考虑到，患者患有这种疾病但他却没能准确诊断所造成的医疗事故，因此，他必须用这个近乎于零的概率乘以由此可能带来的1000万美元诉讼费作为这项诊断的收费标准。对医生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进行尽可能多的检查。患者不会拒绝这种成本，因为他根本无须支付这笔费用。
为避免承担责任，医生会给患者进行多少毫无必要的检查和诊断呢？这些检查和诊断会增加多少经济成本呢？一项由保险行业资助的研究显示，在全部医疗成本中，多达10%的部分都是因医疗事故诉讼和防御性医疗而来。
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从标准的侵权法改革开始，包括让原告承担支付医疗事故诉讼费的责任。
对医药行业而言，我们必须改变医疗事故诉讼的举证责任。如果一个篮球选手投失了一个罚球，他是否要承担失职责任呢？只要他一直在训练，并且采用正确的罚球方式，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对于医疗事故，问题不在于医生是否造成了事故，而在于医生是否尽全力运用其专业判断并付出了最大努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不算医疗事故。但最大的讽刺莫过于，按法律专业判断，在医疗行业，合法的事故或许多于其他行业。尽管律师喜欢无事生非，但是因为医疗事故而试图起诉某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开放医疗市场
尽管有关医疗事故法律的改革将有助于增加从业医生的数量，但增加医疗服务供给的方式还不止于此。
非医务人员同样可以安全地进行很多常规性诊断或治疗，而且任何监管此类行为的法律都应废除。包扎外伤、缝合伤口或量血压，难道真的需要什么高学历吗？
很多时候，原本不需要多少培训即可安全有效完成的事情现在却被收费高昂、极端耗时的诊断所取代，让原本轻而易举的事情变得异常复杂。想想战场上，屈指可数的医生拯救垂危生命时会是怎样一番情形。要控制如脱缰野马般疯狂上涨的医疗服务成本，就必须增加医护人员、内科医生、助产士、护士和护理医师的数量，让他们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美国才允许护理医师开办私人诊所，为患者开具处方药，这种受普通民众欢迎的做法曾饱受争议，在历经艰辛之后最终克服了医疗机构的抵制。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民众迫切需要更多由非医务工作者经营的健康诊疗机构。既然保健专业人员不缺少培训和资质，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独立经营呢？
显然，医药行业是一个关乎生命安全的行业，专业培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依旧对这一领域实施严格限制，但我们必须让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将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合二为一
如果人们因为高昂的医疗服务费用而生活拮据，那么有人就会说政府应干预医疗服务。医疗救助是联邦政府为资助穷人而创建并由州政府具体运行的医疗服务项目。尽管可以对其进行更有效的改革，但它毕竟不是当前医疗服务问题的核心所在。
作为联邦政府为老年人创建的医疗保障计划，医疗保险才是问题的核心。2010年，医疗保险计划的开支高达5000亿美元。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这一开支必将大幅增加。
如第七章所述，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计划，必须对其实施彻底改造。和社会保障一样，我们必须直面症结，对症下药。首先，我们不能再为富裕的老年人提供医疗补贴。
巴菲特根本不应该享受由纳税人补贴的医疗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