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仅仅一般性地“重视顾客需要”远远不够。商家必须精心地研究，顾客在给定的收入约束下，如何愿意为特定的产品和服务付费，以及愿意付费的水平。换言之，这里的中心词是比价：林林总总的产品和服务，相对的质量价格比。有人或许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之后，似乎对价格就不那么在乎了。这种想法当然完全反了。收入水平越高，必需品消费的比例越低，人们买东西（服务）就越挑剔，对比价就越敏感。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部分不是必需的，因此，多消费什么，少消费什么，更“跟着消费者的感觉走”。像打电话、看电视、听音乐、上网这等好事，都没有非为不可的道理。觉得值，多受用一点；不值，就是没有也无妨。巴泽尔讨论质量考核的著名论文，开篇第一句说“人们总是购买物有所值之物”。联系1962年我母亲把建国后的几乎全部家庭积蓄，都花费在“高价食品”上为孩子补充最必要的热量，巴泽尔当然是对的。但是，只有当我联系80年代中期安徽农民有了几个余钱、开始对消费“挑三拣四”，巴泽尔讲述的道理才在我脑子里真正生了根。这就是说，对市场的敏感恰恰随着收入增长而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我认定，“企业家才能”是一种收入弹性颇高的“商品”。
其实，关于IP电话的市场潜力，在1997年之前就已有中文文献注意到了。陈氏兄弟的特别价值，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看见商业机会就“出手”，让福州的客户实实在在过一过“国际长途每分钟4.8元”的瘾，从而开辟了IP电话技术市场化的现实通道。这首先得益于“个体户”体制：横竖政府不管陈氏兄弟的饭，也不保陈氏兄弟的福利。你要过好日子，你就要到市场上赚钱，你就要为顾客创造物有所值的服务。至于陈氏兄弟是一些报道讲的“深度网迷”，较早就知道了网络电话技术，相比之下倒是次要因素（因为“知道”网络电话技术者何其多也）。我的看法，恰恰是被传统中国和计划经济中国一致视为十分“卑微”的个人赢利动机，才是市场上技术创新活动的微观基础。离开这个动机基础，要么对创新不敏感，要么对成本不在乎，高科技要转化为有经济价值的产业，空喊口号罢了。
福州马尾区邮电局和公安分局一方加在陈氏兄弟头上的罪名之一，是“严重损害国家和邮电企业的利益”。同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浙江青田县邮电局指控“夺走”当地国际长途电话市场一半份额的民营IP电话的罪名更绝：牟取暴利。他们共享的逻辑是：你在市场上出售了比国有电信局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你就“严重损害”了国家和邮电企业的利益；你通过卖便宜东西占据市场，你就是牟取暴利。奇怪的是，既然IP电话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国有电信公司为什么不自己率先“牟取”一下子呢？
要害问题是，国有电信公司对传统电信模式的投资和经营所产生的既得利益，已经将其牢牢“锁定”：要是更有市场竞争力的IP电话夺走了传统长途电话的客户，原来的投资收益和经营模式的既得利益，如何保障？这里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垄断的既得利益会锁定技术经济模式创新的选择路径。我们看到，国有电信公司的行为逻辑不单单是不准许陈氏兄弟经营IP电话；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中国电信也不会允许自己经营IP电话，以防止冲击他们自己的另一股肥水—传统长话市场的垄断利润。人们或许要问：在已有投资项目的效益没有回收之前，不投资新的、具有替代效果的项目，防止新项目“抢走”老项目的市场，确保原来的投资收益，难道不是非常正常的商业准则吗？市场经济中的任何厂商行为都受这套逻辑的支配，为什么国有电信公司就不可以如此行为呢？国有电信企业对传统电信技术的巨额投资，难道只能眼看被IP电话冲击不能如期回收，而白白蒙受损失吗？
我的看法，要回答这些问题，要害在于弄清楚在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结构中坚持商业原则。在存在行政性禁入的垄断市场上，垄断者为了保卫过去的投资收益而“理性”地阻碍或延迟新技术的应用及其市场化，社会要为此蒙受损失。需要当心，在分析这种损失时，不能单单只注意新技术被延迟应用（比如IP电话晚几年被引进中国市场）的经济效果。更要紧的是，由于竞争性的技术和投资项目可以被阻止，市场垄断者在任何做技术和投资项目选择的决定时，都不必顾忌任何“报应”而变得轻率无度。
麻烦在于，靠决策人自己来主动校正投资败笔，不大可能办得到，更不要说离开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投资失败甚至不能被及时察觉。我常常猜想，计划体制下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或“人事斗争”连绵不断，是不是因为消除了重复建设的市场竞争体制之后，只好借助********来校正垄断条件下挥之不去的投资错误？但是，政治标准怎么可能像市场标准那样准确和灵活？而没有可靠的标准，斗来斗去还不是一锅糊涂粥。因此我们的基本观点，既不能靠提高投资决策人的文化程度和技术知识全部免除投资败笔，更不能靠投资决策人的“自律”来校正投资错误。唯一可靠的，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