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陈氏兄弟，如果没有福州的姓许的法官，没有新闻的报道，我认为中国的IP电话还得拖。因为它恰恰与传统电话之间有利益冲突，它比传统电话便宜。我们的社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倾向，就是非常痛恨便宜的东西。它认为便宜的东西是不好的，我们很多政府部门去管价格，通货膨胀时去管高的价格，通货紧缩时去管低的价格，它去设一个最低价，你不能卖得比它便宜，卖得比它便宜它说你是不正当手段、是牟取暴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论据。但是在商业活动中，便宜的东西就是杀伤力非常大，因为消费者对于同样的质量就是喜欢便宜的东西。因此一个更便宜的、功能上可以替代的业务出来以后，会对传统的电信业务构成很大的挑战。传统的电信业务，它的投资已经放进去了，成本已经在里头了，它的经营模式已经形成了，它要进一步紧缩成本的压力是非常大、非常难的，因此它势必倾向于用非经济的手段把这个新产生的竞争对手杀死，来保护原来的既得利益。这个问题对于经济增长可不是小事情。互联网经济，包括我们讲的IP电话，我们说将来有100亿美元，但它在行为上会产生极大的冲击波，会对我们原来的文化、教育产生冲击，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社会要做一个权衡，是让传统的既得利益压制住新的可能性，还是构筑法律框架，使新的东西比较健康、平稳地成长起来，从这个角度思考福州的案例是非常有价值的。
最近，比福州案例影响还要大的是在8月份开始的，中国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官员，从部长到司长，都讲ISP和ICP在中国属于不开放的领域，外资不能够进入、不能够投资、不能够参与经营。在会见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时，官员们第一次提出这个规定，同样的话，吴基传部长在国内的新闻发布会上又谈了一次。第二天，有名的刚刚上市成功的China.com股价就下挫30%，香港原来很多准备参与内地投资的企业，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也下跌，引起了整个产业界很大的动荡。上海财富论坛开幕第一场就讨论信息产业，吴部长又重申这个立场，说ISP和ICP都是不准开放的。后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司的司长张春江后来又发表谈话，他的谈话有三个意思，就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讲这个领域可以开放，谁进来谁自己负责任，承担后果。这句话的分量是非常重的，因此前不久中国在处理中国联通的“中中外”融资模式上已经引起了世界上很大的反响。所谓“中中外”，已经成为中国现在所有元首出国必定要谈的一个问题，因为好多国家的电信公司已经进入到中国联通，进入的模式是由外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先成立一个合营公司，由这家合营公司再以一种服务协定的方式，加入到中国联通的投资活动当中来，尽管还没有直接营运，只是签了服务协定，但是资本进来了，这个模式叫作“中中外”。但是你站在中国电信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一家中国和外国的公司进来，外国的公司藏在后头。
2000年开始也是信息产业部首先发文件、发表讲话，认为“中中外”是非法的，然后中国政府就开始清理“中中外”案例，做出了从几月几日起，所有投资的回报停止，已经投资在联通的资本加15%拿走。我所知道的9家里面，大概有5家是非常强硬的，因为当时也有批件，也有政府高级领导人员的讲话，而且是在联通最困难的时代它进来的，现在你加15%叫我走是没有道理的。这些公司已经聘了律师，准备司法解决，这也会成为中国电信业中一个很大的案例。所以张司长这句话使得产业界很多人想起这个案例，因为它说明外资已经进来了，我后边还要讲到，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外资进来，中国的ISP和ICP要发展，要走很长的路，对中国发展互联网经济是不合算的。事实上，企业界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新浪总裁王志东的讲话新闻界已经谈了，他说他不愿意让他的股权，但是没有办法。互联网大量的投资，在一个看得到的时间内不会有利润回报，这一点我们后边要讨论到，互联网对规模经济非常敏感，你不跨过临界点，不可能有回报。而在达到临界点之前，现在看来各种策略中还是免费的策略最好。因为免费可以吸收大量的人先成为你的客户，然后才有潜在广告市场，才可能有潜在电子商务的前景。
但是从现在起到跨过临界点，资金从什么地方来？王志东曾经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申请了一笔国家技术改造贷款，1400万人民币，这一笔钱要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去批，据王志东发表的谈话，计划委员会审批的官员说：“搞软件怎么要这么多钱？”到现在这笔钱还没下来。王志东怎么办，这么多客户要进来，设备、投资、软件、人才，他也不愿意出让股权，因为外资进来是让股的，股本的投资可不是我们所讲的低成本扩张，他要分享未来的所有利润，如果看好自己的业务，创业人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走这一步，但有什么办法呢？银行贷款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资产可以抵押，中国银行、商业银行现在必须有资产抵押，网络公司拿什么抵押，他主要是人、软件，主要是对客户的影响，这些东西怎么抵押？技改的贷款拿不到，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