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三十六条”
2010年真是一个诡秘的年份，我们看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变化之快，让人们瞠目结舌无所适从。周末陪同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出来闲逛时，我们谈起“三十六条”政策，他不无忧虑。我当然理解他的忧虑，山西煤矿国进民退的惨烈状况，尸横遍野，让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
从两年前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满足就业的巨大作用，关于国家垄断企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低效率和窒息作用。然后你仍旧可以看到国家垄断主义的迅猛前进，民间学者的呼吁被巨大的利益所淹没。我也曾预言，在一年到两年之后，政府会重新想起民营企业，让他们来补充新鲜血液。
这是必然的。
从整个体系的运行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想什么、做什么行为，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措施。虽然政策面自己不知道后几步的节奏，但是你基本上可以想得到，由于这样的模式，比较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我们科学的理解自由经济市场的运转规律，你就会知道许多行为导致的最终结果；过程的扭曲来自于政治之手的干涉，而政治扭曲的经济运行，不会逃离自由经济市场的方向和目的地，只是震荡前行而已。
然而你能认为我们的政府精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不会的，中国的顶尖精英都在从政，剩下一些智商一般的人在从事商业，就像老王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扭曲的政策来？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整个体系的运作导致了所有的政策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营“三十六条”是一个不得已出台的政策，是一种应急措施。不能说整个上层不希望民营经济活跃，而是整个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导向。即使是“三十六条”能够真正地执行下去，那么在各个领域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乃至于厚厚的水泥天花板，将无所不在。
那么年中的经济态势变化会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一看经济之外，政治之手。
地方财政
地方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财政，整个中国地方政府的魔幻都在于土地两个字。我在各地游历的时候，看到地县级政府对于新城营造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快速的执行力，可以想象土地财政几乎绑架了整个中国。
营造新城可以避免拆迁的巨大费用和民愤纠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面临的地域狭小和中心城区的商业价值，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必须以拆迁改造来完成房地产的最大利益化。但是其间的拆迁纠纷和补偿费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后果和高昂经济费用。所以在中小城市，地域的容量能够成就新城的开发，避免巨大的拆迁费用和政治风险。而新城的开发和炒作可以使原本价格低廉的土地变成能够产生巨大财富的源泉。而土地的升值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工具。
在上一个月的文章里，言及中央政府的房产调控，是出于政治考量，维稳的巨大压力带来政策面的巨大变化。但是地方财政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虽然中央即时叫停许多地方政府的融资，但是地方债务的黑洞已经形成，这样的黑洞将考验中央政府对房产新政的耐心和执行力。
地方财政的补充对于许多地方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域来说，毫无问题。比如说江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地带。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将是大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这黄金十年，只有沿海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出口产业，其余的地方之形成内部贸易和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内地许多城市的选择。
而另外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上海，也陷入了迷茫。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城市的定位，并没有获得与纽约一样的发展条件，成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而是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
这样的一个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是半市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金融中心必定会围绕着政治中心运转。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中心围绕的是经济中心，所以纽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上海连称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机会都没有。
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将会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东京。
所以，上海注定是一个以房地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城市，而不是金融城市。所有金融城市的表象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一个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是不会有生命力，上海的坠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看到。
所以为什么拆迁、房地产泡沫这些事情会在上海表现出显性的矛盾，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上海必须依靠土地财政，别无出路。
当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依靠土地财政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魔劫，前五百世无修，后五百世无行。
房地产调控
房地产会走到什么地步？
许许多多的盲目乐观者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