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俸的单纯经济运作过程，而其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经济发展离不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一定的经济土壤必然生长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产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虽属第三产业，但又依托_．、二产业，具有极大的经济潜力，对于丰富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例如山东的泰安、青岛、曲阜。陕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西南重镇重庆，长江三角洲明珠上海以及首都北京等地，人文荟萃、名胜云集，吸引众多外地游客前去旅游观光，带动了上述地区的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餐饮服务、旅游观光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形成连锁反应，促使当地第一、第二产业相应有所发展。当前颇为流行的“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即是充分利用当地的文化资源，由政府出面，组织各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来招商引资。今天，文化主动地为经贸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带动经济起飞，是一些地区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
三、文化与传统观念的差异是地区差距拉大的重要成因
文化传统观念除了“优秀”与“落后”两类之外，还存在一类很难用“优秀”或“落后”加以界定的观念。有些观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有如下三种：
其一为“父母在，不远游”。此言本意是说儿女要孝顺父母。不能远游在外。后来，这种观念逐渐演变为“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汉书·元帝纪》），或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后汉书·杨终传》），即由对父母的孝上升为对家乡故土的爱。这本是一种美德，无可厚非。不过，人总是囿于一地，不接触新事物，不与外界交流，必然使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从而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其二为“中庸之道”。此言出自《论语·雍也》，原文作：“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孔子提倡的一种最高道德标准，是说做人处事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掌握好“度”．做到公平、公正。这本无可厚非。后来，由这种观念又演化出“一碗水端平”、“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头的事”、“凡事有度，适可而止”等观念，均是值得称道的。不过，由“中庸之道”派生出来的“随大流”、“怕出头冒尖”、“不敢为人先”、“求稳怕乱”，以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观念，却是消极的，可以束缚人的手脚，泯灭人的开拓性。
其三为“不患寡（贫）而患不均”。此言出自《论语·季氏》，原文作：“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为“不均”比贫穷更让人担心，更能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历次农民暴动，大都与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直接相关。因此，由这种观念发展而成的“均田”、“均税”、“等贵贱，均贫富”等平均主义思想。在历史上曾有进步意义，能够代表农民的意愿。不过，由这种观念演化而成的“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红眼病”等观念，却是消极有害的。它不仅与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挫伤了人们争先致富的积极性。
以上三种传统观念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但表现程度却并不相同。内陆地区表现得比较严重，那里的人们大多安土重迁，不愿外出，又缩手缩脚，不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因此，改革的步子总是迈不开，从而制约了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东南沿海地区则表现较弱，那里的人们大多敢想敢于，勇于开拓，又不眷恋家乡，而是哪里能发展就到哪里去，也不嫉妒别人先富起来，而是想着如何比别人做得更好。从而形成争相创业的热潮，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20多年来，东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上述文化传统观念的不同反应是其中的最重要的成因之一。
四、实现区域经济与区域文化的协调发展
（一）文化历史传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反差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实践，揭示出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悠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在中国境内开发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是黄河流域，其次是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则开发较晚，直至唐朝还被视为蛮荒之地。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东南沿海地区却迅速崛起，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除长江三角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还创造出“珠江三角洲模式”和“温州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为世人所瞩目。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悠久的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更不能说明将来。躺在悠久的历史文明上睡大觉，或自我陶醉．只会滋长惰性。早晚要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
其二，灿烂的文化并不等于先进的意识。中国古代所创造的文化绚丽多彩。主要集中于六大古都周边地区，即以西安